神奇的基因疗法：人类健康长寿的希望

随着人类遗传学的发展，研究人员认识到，人类最基本的遗传单位是染色体上的基因，基因是“制造”和“操纵”人类机体的蓝图，它指挥着细胞合成人类生命的基础——蛋白质。但是，当基因发生变化时，其编码的蛋白质不能履行自己正常的功能，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疾病。

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寻找到了多种纠正缺陷基因的方法，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将正常的基因插入基因组非特定的位置以取代有缺陷(也称为失效或致病)的基因。在这种方法中，研究人员通常会利用被称作传病媒介的载体将正常或治疗基因递送到病人的目标细胞中。目前，最常见的传痛媒介是已被人为改变携带了人体正常DNA的病毒。病毒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式将白已的基因递送到人体细胞中，致使人体发病。研究人员试图除去病毒基因组中导致人体患病的基因，并加入治疗基因，然后利用病毒递送基因的特殊能力医治人类疾病。

当病毒性传病媒介在抵达目标细胞(如肝或肺细胞)后，它便将携带的治疗人类基因的遗传物质“卸下”留在目标细胞中。在治疗基因给出的遗传指令下，细胞开始产生具有相应功能的蛋白质，从而恢复目标细胞的正常功能。通常，用于基因疗法传病媒介的病毒类型包括：逆转录病毒、腺病毒、腺相关病毒(AAV)和疱疹单式病毒。不同的病毒在人体中攻击的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它们在作为传病媒介时，携带的治疗基因和目标细胞也不尽相同。

当然，除利用传病媒介递送治疗基因治疗疾病的方法外，还有其他几种非病毒递送基因的方法供研究人员选择。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向目标细胞“注入”治疗性DNA，然而这种方法应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它只适用于少数人体组织，却需要大量的DNA。现在，研究人员在实验将一条人造染色体或者称第47条染色体注入目标细胞中，这条人造染色体将与人体细胞中的23对(46条)染色体并存，不影响它们的工作或引起它们发生突变，同时也不会受人体免疫系统攻击。研究人员希望能将人造染色体作为一个大的传病媒介，携带大量的遗传密码。这种方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将如此之大的分子递送到目标细胞的核内十分困难。

尽管基因疗法从理论上讲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美国首例基因疗法临床试验开始于1990年，至今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1999年，18岁的杰斯·格尔辛格接受试验性基因疗法治疗鸟氨酸转羧酶缺乏症时，在治疗的第4天由于多器官停止工作而去世。据认为，用作传病媒介的腺痛毒引起人体免疫系统强烈反应是导致杰斯死亡的原因。

研究人员发现，有不少因素影响了基因疗法治疗遗传疾病的效果，其中包括基因疗法自然生命短、人体免疫系统反应强烈、病毒传病媒介存在的问题和多基因疾病。具体来说，治疗性DNA不易“融入”基因组以及许多细胞的快速分裂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基因疗法无法取得长久的治疗效果，病人不得不多次接受治疗；人体免疫系统对“入侵者”的强烈反应影响了基因疗法的有效性，同时免疫系统产生的免疫反应导致病人重复接受基因疗法的难度加大；病毒传病媒介会给病人带来潜在的危害，如毒性、免疫及炎症反应。此外，人们担心传病媒介在进入人体后也许会重新恢复致病的活力；对单基因变异引起的疾病来说，基因疗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实际上，人体许多疾病是由多基因变异引起的，因此单基因疗法难以奏效。

(选自《科技日报》，有删节)

所谓社会流动，简而言之，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社会流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感慨颇多：“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饿饥。”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宋太宗曾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类的旧习俗有所改变。

其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

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贫富久必易位”。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上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张邦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有删改）

①动物行为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的很多民俗文化元素，在某些灵长类动物中也有。比如非洲平原的狗头狒狒，它们的群体性和人类社会差不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有领袖，也有妻妾。原始社会人类选择妻妾和争领袖所使用的方法，跟狒狒没有什么区别。

②当科技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时，人类越来越知道自己其实是平庸的动物。那么，人类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呢？人类认识了天地宇宙，万事万物，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习惯中，产生了种种战胜灾害的愿望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于是把这些用口头语言记下来彼此进行交流，世世代代传承。因而有了古代那么多的神话、传说、故事，后来又创造了很多的娱神娱人的歌舞、音乐、戏曲。文化以这样的方式被创造岀来。人类最早的生活方式就是民俗，就是最早的文化。

③民俗文化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具有同样的一种性质，都是附着在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信仰娱乐等等，都是文化。现代文化都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的根基上，民俗文化的产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社会生活条件非常险恶艰苦，人类不得不崇拜远比自身强大的事物。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傍晚它从西边落下，留下一片阴冷和黑暗，这时人们知道了它的珍贵，企盼它明天再来，所以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跪下来迎接它，于是就产生了崇拜和信仰。现在某些原始部落还在举行早迎日、晚送日的仪式。早年，鄂伦春族在猎熊的时候，要举行祭祀熊神的仪式。取下熊头，扒下熊皮，摆放在凳子上表示供奉熊神，全体跪下，由首领致祈祷词，向熊神表示和解、谢罪。人类最为本质的本性在这里都表现出来。我们不能说他们愚昧，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信仰文化。

④民俗文化是在各个民族群体的民众中自然、自在、自发产生的约定俗成而又习以为常的文化。它的创造者、享有者、维护者和传承者是祖祖辈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它不是广大民众生活的外在文化，而是民众日常生活本身。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内容极其丰富深厚，形式异常多样，为我们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进而为全人类所共享。

（取材于乌丙安《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及其深刻影响》）

   高山族的大多数人民居住在台湾省，大约有40多万人，约占台湾省全省人口的2%。高山族按照居住地区、风俗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可分为9个族群，即泰雅、赛夏、布农、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的50年期间，这些族群大部分被迫到高山上居住，1945年日本投降后统称“高山族”。其生产以农业为主，狩猎、捕鱼为副，有雕刻和编织等手工艺。长期以来，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共同开发台湾，并坚持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

聚居在台湾省东部峡谷和海岸线一带的阿美族群，及台湾东南部的卑南族群，至今还保存着母系为社会主体的传统，是今天东台湾种族文化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