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优点是便于展现社会生活，自由地刻画人物形象，能统揽全局。

B．小说叙述者扮演的不是无所不知的角色，而是与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所知有限，这符合限制叙述原则。

C．在作者看来，小说叙述者的叙述口吻越是轻松、平静，就越能给小说带来更大的戏剧张力。

D．《狂人日记》虚构了一个“迫害狂”的形象，“狂人”向读者叙述了一个他体验到的“吃人”的世界。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为例，论述了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和外部第一人称叙述的区别。

B．文章是在明确了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举例论证，论述了鲁迅作品对中国旧小说的突破和改造。

C．文章的开头两段和结尾部分对概念进行了具体阐释，以突出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在小说中的作用。

D．文章重点论证了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即用第一人称叙述赋予作品“真情实感”，消解了小说的虚构性。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只有让小说中的叙事者所知有限，才能充分调动读者去体会文学故事所表现的社会现实。

B．第一人称叙述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会使虚构的故事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让读者受到触动。

C．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外部第一人称叙述，更容易在故事中激发矛盾冲突，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D．鲁迅创作小说，把叙述的任务统统交给“我”这个第一人称，“我”实则是作者抨击社会的代言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针对“争”，先秦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和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道德经》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为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老子认为，“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标，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是最终的目标。

与老子相仿，孔子把“争”视为人们对私利的无度追求，认为它是导致一切冲突、仇恨和社会动乱的祸根。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此，他提出以“义”制“利”，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儒家认为，为了平息或消除对私利的争夺，必须要建立完备而合理的等级制度，以此作为分配社会利益和荣誉的标准。对此，荀子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并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欲望，防止争斗。他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家韩非子则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争”，还认识到不同时代“争”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还指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与财货的紧张及不足是当今“民争”的主要原因。为此，法家提出了“耕战”的治国理念。

与儒家提倡有等差的仁爱和礼制不同的是，墨家则主张用没有等差的“兼爱”来息“争”。

由此，我们看到，先秦各家学派均把“争”视为对私利的争夺，并认为这样的“争”正是社会冲突与动乱的祸根，只不过在用以消除或缓解“争”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如果说老子的“不争”思想指出了一条相对消极的进取之路，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主张用“仁“义”礼”等较为积极的伦理和道徳手段去制约、消除恶性的“争”所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用积极的美徳——“让”来消解“争”。

对儒家而言，崇“让”就是为了隆“礼”，或者说，“让”德实际上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批评子路说话不谦虚:“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也就是说，治国要讲求“礼让”。孟子进一步阐发了“礼让”的重要性，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如果没有“让”德，“礼”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将会徒有其表。由此，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除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外，又加上了“温、良、恭、俭、让”五种君子的美德。

“让”的美德不仅被运用普通人对私利的争夺上，成为缓解乃至于化解这些“小人之争”的工具，还被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层面，在作为统治者为政之重要借鉴的史书《左传》中蕴含着丰富的为国以“让”的思想。如《左传》中，作者记述晋国将领举荐贤能而自身“让位”之后，评论说:“让，礼之主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谦让”和“不争”之美德是否盛行，是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和条件。

（摘编自王大庆《古代中国的“不争”与“崇让”思想》）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道家普遍认为“不争”其实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其最终目标是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

B．孔子对“不争”的认识与老子相似，他指出了“争”的危害，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解决方法。

C．荀子对“争”与“息争”的思考更为系统和完备，“争则乱，乱则穷”的思想认识对后世影响深远。

D．韩非子指出“争”在不同时代必然存在，还揭示了“民争”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治国理念。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由“争”入笔，接着对“不争”与“崇让”进行分析，最后指出“让”的作用。

B．文章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手法，强调先秦诸子对“不争”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

C．文章大量引用名人语句加以论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不争”与“崇让”的重视。

D．文章在论证“不争”与“崇让”的重要性时，主要是从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展开的。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从“等差”的角度看，墨家在息“争手段上主张“兼爱”，这与儒家提倡的仁爱和礼制有所不同。

B．“争”的性质就是对私利的争夺，“争”会给社会带来冲突与动乱，先秦各家学派在这两点的认识上一致。

C．在消除或缓解“争”的手段方法上，老子的“不争”思想相对消极，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相对积极。

D．只有具备了“让”德，儒家提倡的“礼”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才会名副其实，从而成就君子美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自秦朝统一到唐代，海岸线大体如此，但就航海实践而言，尚不能称为海洋大国。贸易的主角是外国商人，民间远洋贸易不被鼓励，甚至被禁止。中原王朝基本上没有海防意识，未建立专门的海防力量。宋元有了根本改变，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显现了海洋大国的地位。
北宋以西北陆防为主，虽出于防辽的目的而设“刀鱼战棹司”“澄海水军”，但未建立海防体系。南宋背海立国，重视海防建设，设立了专门的海防水军，浙西、明州和淮东沿海的海防体系以拱卫临安为主要职责，台州、温州、福建的海防体系以保障海洋贸易为主要职责。南宋海防水军不少于25000人，有战船18000艘。这样的海防力量当时各国不可能具有，南宋海军曾在明州海战和胶西海战中大败金朝水军。元朝在海上追剿南宋势力中积累了强大的海防力量，并最终在海上灭亡南宋。元朝于1292年派出2万人的舰队远征爪哇。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海洋远征，为元朝注入了海洋帝国的元素。元朝征讨爪哇，震慑了海外各国。
但宋元海洋实力并非体现在军事力量上，而是体现在经济贸易上。
宋元与海上诸国交往的主要方式是经济贸易。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宋代鼓励商人出海，开创了亚洲海洋贸易的新格局。元代进一步鼓励民众出海贸易，海商继续壮大，既有官僚巨商，也有众多称商，推动了海洋贸易的发展和扩展，改变了海洋贸易的节奏。
宋代海洋贸易的商品结构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因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构成了供需稳定、利润丰厚的互补性市场关系。元代海洋贸易的商品结构依然是中国输出纺织品、陶瓷等手工业品，且质量和数量均超过宋代，主要输入商品为珍宝和香药，仍具有互补性特点。在这一商品结构中，中国商品技术合量高，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而珠宝、香药等主要用于奢侈消费和宗教、医药等领域，与日常生活关系相对不密切。
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优势。宋元海船多层板和水密隔舱技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元首次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并不断完善。宋徽宗初年广州海船见运用指南针，南宋海船有专司指南针“针盘”即罗盘的“火长”。元代指南罗盘已是海船必备之物，对“行丁末针”“行坤申针”等“针路”的掌握比宋代更进一步。
宋元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并成为在亚洲海城的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这一地位直到西方殖民者控制亚洲海战之前一直延续。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唐代以前我国尽管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但由于民间远洋贸易空白、国家海防意识既乏等原因，仍不能称为海洋大国。

B．南宋重视海防建设，设立专门的海防水军建设了当时其他各国无可匹敌的海防力量，之后元朝的海防实力也令人生畏。

C．宋元时期的海洋贸易中，我国输出的充器、丝綱等商品技术含量高，而输入的香药、珠宝等商品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D．宋元时期，我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在当时具有明显优势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历史沿革为顺序，阐述了我国海洋大国地位确立的历程原因等诸多内容。

B．文章先介绍宋元时期我国的海防力量然后转入宋元时期的经济贸易情况的阐述层次井然。

C．文章从海商数量商品结构、造船技术等方而阐述了宋元时期我国海洋贸易的优势。

D．文章在分析宋元时期我国海洋贸易的优势的同时，又指出其不足，一分为二，论述缜密。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宋元以前，海洋贸易的主角是外国商人；宋元时期随着我国海洋贸易地位的提高，海洋贸易的主角也有所改变。

B．在海洋贸易中，元代的商品结构市场特点和宋代相同，只不过输入商品的质量较宋代为高，数量较宋代为多。

C．如果西方殖民者没有控制亚洲海域，那么我国就可能是在亚洲海域的贸易体系中一直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

D．宋元时期，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出现了海洋意识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推动了我国海洋贸易大国的确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侠意象的发展史大致是一个逐渐神化，不断崇高化的过程，到金庸、梁羽生则达顶峰。大侠的举动甚而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生存。金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就在于生产出一系列“侠之大者”。从陈家洛始，中经袁承志，郭靖，张无忌，乔峰，他们均“为国为民”而担天承地，到陈近南，更是志在扭转乾坤，再造天下。
陈近南与以前的大侠所不同的是，他死于平庸小人之手，死得凄凉；而且，此人是他鞠躬尽瘁效忠维护的对象。他的悲剧性就植根于他坚守的信念与原则中。他始终坚信自己信念的正义性，义无反顾地接受信念的召唤，哪怕这种信念反噬了他。甚至临终宽恕郑克?，也不是对人，而是对信念，对原则。他宁可自己荒谬地毁灭，也不愿丝毫损伤信念与原则，这正是大侠的本色。
当陈近南坚守的价值形态由于内在的某种虚妄性，而必然置侠的使命于荒诞时，他虽然“问心无愧”，却也于事无补。或许，如鲁迅所叹“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且留下取巧的侠”（《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因而，走向韦小宝具有必然性。或许，金庸也为这种悖谬，这种必然性所赫然，不敢再推演，只好退出“江湖”。
不过，陈近南仍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韦小宝之流即或是无往不胜，也不过一市井好汉而已。满篇韦小宝，武侠小说休矣！毕竟人们崇敬侠，是由于其人格风范的磊落浩然，而不是事功的成败；侠的光彩在于人生境界的绰厉追求，而不是现实中的实战策略。在尘世中寻找英雄，在平庸中追问神圣，是人类永恒期盼。
于是，古龙另辟蹊径。与其称古龙的小说为“武侠系列”，不如称之为“浪子系列”。他推崇的是：“一个人，一柄剑，浪子的豪情，也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也自述：“我是个江湖人，也是个没有根的浪子”。
大侠总是常怀“忧患意识”。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的正义性和生存的价值意义，敢于去担当黑暗而“哀我世人，忧患实多”。浪子也常常大有侠气、侠性、侠胆、侠情，而且也坚守“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侠义原则，不像韦小宝那样滑头。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使命却有疑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也无法确信。对大侠所遵奉的信念，他们察觉出某些虚妄与悖谬，但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精神资源，于是他们焦虑，孤独，甚至空虚。
忧患中，大侠确证自我；大侠扮演的是文化中的理想角色，在群体意识的认同中，实现自我；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成为“你们所希望的我”。焦虑孤独中，浪子确证自我，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仍有强烈的价值关怀和意义求索，“浪子三唱，只唱英雄；浪子无根，英雄无泪”。但是，他们的个体性和自我意识更强烈，人生目的是成为“我所希望的我”。
大侠是“我思故我在”，在坚守信念中担天承地；浪子是“我焦虑故我在”，在怀疑意义中仗义行侠；韦小宝之流则是“我消费故我在”，在物质快乐中偷巧。
（节选自《武侠小说关键词》）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从陈家洛到郭靖到陈近南，武侠小说中这些侠客都秉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念，侠客这一意象不断被崇高化。

B．陈近南是标准大侠，却死于小人之手，死得凄惨，这种悲剧根源就在于他坚守的信念与原则在现实中具有某种程度的荒诞性。

C．“侠”并不追求事情的成功，如果滑头而又无往不胜的韦小宝之流充斥武侠小说，那么，武侠小说就没有可读性，缺乏价值了。

D．在塑造侠客形象上，古龙有所探寻与转变，他推崇“一个人，一柄剑”行走江湖，他塑造的侠客更具浪子情怀。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武侠小说中大侠的魅力之一，就在于身担国家兴亡、民族生存之重任；而金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就在于塑造了这样一批这样的大侠。

B．浪子可能与大侠一样具有侠气、侠性、侠胆、侠情，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使命却有疑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也无法确信。

C．大侠在忧患的现实中实现自我的意义，扮演的是文化理想中的角色，他们希望得到群体的认同，成为所有人希望侠客成为的那个人。

D．大侠、浪子和韦小宝之流分别代表了在坚守信念中担天承地，在怀疑中仗义行侠，在物质快乐中投机取巧三种不同的人生追求。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向是（  ）

A．陈近南哪怕被信念反噬也义无反顾的接受信念的召唤，是源于对信念的坚守，对此，作者是完全不赞同的，读者也难以接受。

B．鲁迅曾经感叹，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行侠仗义之人不断消亡，最终只剩下投机取巧的“侠”，也许金庸也有同样的感触。

C．武侠小说中大侠勇于担当，可歌可泣；韦小宝之流投机取巧，品行低劣；而浪子既有坚守也有迷惘，这样的形象更丰满、更真实。

D．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寄存在于侠客身上，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何在尘世中寻找侠气，在平庸中如何神圣，值得我们深思。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各题。
摆脱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
陈占彪
当金钱控制文化的生产后，就会出现对文化的侵蚀，文化就可能置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于不顾，甚至为了攫取利益，它不惜挑战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以引起“关注”，从而获得“利益”。这便导致了当代文化的“低俗化”问题的产生。
桑德尔说到无处不在的广告时称：“侵略性的、干扰性的广告，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抱怨的主题。”低俗文化与那种富有侵略性、干扰性的广告相似，它犹如“苍蝇”，看似于人的肌体无大害，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些成群结队的苍蝇的袭扰。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和时间都被其分割和吸收。鲁迅对这种文化更持一种批判态度，指出它犹如“精神雾霾”，毒害心灵。他说：“看完一部书，都是那时的名人轶事，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低俗文化所体现的那些伤风败俗、有违道德伦理的观念和行为，有害人心，有害社会。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态度。史蒂文·约翰逊就认为低俗无害，他说：“我想我们是过于严肃地夸大了媒介能传递核心价值的程度。大部分人都知道屏幕上的人物是虚构的，他们是让我们来取乐、欢悦的，而非给我们什么伦理教导。”他认为暴力文化并不必然导致暴力的泛滥。而在有些人眼里，低俗文化并不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甚至还有助于减少犯罪。他们说，暴力影片可以将有暴力倾向的人吸引到电影院中，使他们不会到酒吧酗酒，然后四处滋事，从而减少暴力犯罪；沉浸于媒介暴力，尤其是具有参与性的游戏媒介，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种好的化解暴力倾向的方法。
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首先它们是从“犯罪”层面而不是从“精神”层面来检讨低俗文化。在他们看来，只要与犯罪关系不大，甚至有助于犯罪的减少，就无害，就有益。可是，文化的“功过”利弊并不是以能否导致“犯罪”来衡量的，“文以化人”是文化的最大的功用，低俗文化的危害在于精神层面的污染，而不在于法律层面的犯罪。其次，他们立论的对象是价值观、是非观已经定型的“成熟人”，但是对价值观尚未形成、自制力尚薄弱的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对低俗文化缺乏一定的免疫力，低俗文化侵袭易使他们“中毒”。
当代文化的低俗化的成因很多，但刨根究底，无不指向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这个“总根源”。不破除“迎合需求”的文化生产的原则，文化低俗化问题就很难得到真正解决。这就要求文化创造者应当以社会利益为重，而非唯经济利益是图。除了“按摩式”的文化产品外，文化还应当为人们提供一种向善向美的精神动力和道德资源，有益于人心和社会。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概述全文的论述思路。
【小题2】低俗文化有怎样的危害？请简要概括。
【小题3】在作者看来，史蒂文·约翰逊的观点存在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