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2014年1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①②段从中国文化源头说起，通过分析仕与隐的不同明确本文的讨论重点，即为何有人“居朝廷”有人“处江湖”。

B．第③段承上启下，分析“士人必须出仕做官”的原因，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任职是士人实践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

C．第④段进一步阐述士人出仕做官体现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强调士人阶级的这种依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D．第⑤段着重剖析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异化的情况，即做官目的、依附国家体系的性质、为官意识与习气等的转变。

【小题2】下列对文章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隐士、逸民因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其远离官场的隐居行为被不断得到强调。

B．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是原始儒家的理想，是原始儒家追求的忧乐观，即怀抱“孔颜之乐”，外在表现为依附国家体系。

C．原始儒家理想中士人积极入仕体现出的对国家体系的依附性，其核心内容是兼善天下。

D．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由“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异化为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

【小题3】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仕与隐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服务天下百姓，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后者是为了成就自我。

B．儒家的忧乐观既包括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的“孔颜之乐”，又含一直系挂心头的万民之忧，主要是为兼济天下。

C．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开始异化并逐渐衰退，开始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

D．士人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为了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积极入仕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所谓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实未制作之。但孔子虽未曾制作六艺，而却曾以六艺教弟子。故后人以六艺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亦非毫无根据。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据《国语》，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有“诗”“礼”“乐”“春秋”“故志”等。但此等教育，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当时之平民未必有机会受此等完全教育，即当时之贵族亦未必尽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机会。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到鲁方能见各国之诗与乐，可见“乐”“诗”各书，在当时乃是极名贵的典籍学问。
孔子则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此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凡缴学费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故以六艺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于孔子。以后各家蜂起，竞聚生徒，然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孔子之讲学，又与其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所以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庄子·天下篇》讲及儒家，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种功课。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弟子之成就，亦不一律。《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孔子又继续不断游说于君，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
再说孔子以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谋生活之人。古时除贵族世代以做官为生者外，吾人亦尝闻有起于微贱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时，皆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以维持其生活。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南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别不事生产者，实未闻有人。《左传》中说冀缺未仕时，亦是以农为业。孔子早年，据孟子说，亦尝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孟子·万章下》）。但自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产，他还不愿教弟子治生产。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他这种不治生产的办法，颇为其时人所诟病。据《论语》所说，荷蓧丈人谓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此外《庄子》亦载盗跖谓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庄子》中所说，不可认为实事。但此等批评，则是当时可能有者。
观此可知儒家之一种风气。惟其风气如此，于是后来即有一种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此士之阶级，孔子以前，似亦无有。以前所谓士，多系大夫士之士，或系男子军士之称，非后世所谓士农工商之士也。此种士之阶级只能做两种事情：即做官与讲学。此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即是此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是其发扬光大者。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六艺是春秋时期固有的学问。孔子虽未创作六艺，却将其当作教学的教材，所以后世认为六艺与孔子关系密切，也有一定道理。

B．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理念，不过问学生的出身，只要缴纳学费者，一律教给他们各种功课和名贵典籍，这在当时是一大解放。

C．孔子之所以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是因为他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儒家学派的学者，而在于培养能为国家服务的人才。

D．孔子一直以来不治生产，不农不工不商不仕，颇受时人诟病。荷蓧老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即是批评其此种生活态度。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孔子以前为官的人有两种：世代为官的贵族，出身微贱但后来出仕的人物。第二种人在为官以前，都为维持生计而干过其他行业。

B．孔子的学生樊迟希望学习农耕和种植的技能，孔子斥其为“小人”，说明孔子认为读书人从事农业生产是品德卑劣的体现。

C．《庄子》记载的盗跖对孔子不耕不织，以如簧巧舌迷惑君王等批评虽然未必是实事，但可能确是当时的人对儒家的看法。

D．孔子创立或者至少是发扬光大了士人这一新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只能做为官与讲学这两件事，并且这两件事还能相互促进。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到鲁方能见各国之诗与乐,这可印证六艺学问在当时的珍贵性。

B．孔子欲使弟子成人，而非成一家之学者，所以颜渊子路虽皆为孔子门生，但颜渊注重仁德修养，子路擅长政治事务，他们的成就并不一律。

C．因孔子首以六艺教人，从而开创了教育的风气，其后各家蜂起，皆效仿孔子招收学生，故而后世推崇其为“万世师表”。

D．孔子对先秦时期教育的普及、游说之风的兴起、士人阶层的出现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见其在我国历史上享有的极高地位。

（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文字，完成５～７题
吴门昆曲六百年
昆曲和京剧有着很大的区别，吐字缓慢，亦说亦唱，乍一听是音乐，再一听，是戏剧。袁宏道的《虎丘》里面讲的就是昆曲。它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市民意识与启蒙思想兴起的明代，于是为富庶的苏州兴起的一种民间戏曲表现形式。当然，它不是横空出世的剧种，它的出现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
有些人感到奇怪，为什么盛世出现的音乐戏曲，会这样哀怨婉约？
其实，昆曲是一种精致、典雅的小众艺术。虽然如此，但它却能以苏州为中心，进行并非纯粹小众的传播。如果说大众，那为何从古到今的昆曲都没有摆脱只有数百人精通热衷的局面？记得《虎丘》里面就有这样的描写，在“檀板丘集”，“歌喉相斗”的时候，整个苏州城几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哪种戏曲也没有这样的本事，能够以看热闹的形式，事先云集一大堆的观众，最后终于以看门道的要求，让这些人乘兴而来，尽心而归。
这是昆曲一直雅化的结果，在本质上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观众。昆曲是从来不拒绝走向大众的，自始至终，它都欢迎大众来参与。这么多年来昆曲一直逃不开雅化的趋势，越来越雅，越来越精致。它不会放下架子，去庸俗地取悦观众，但是观众们却以听昆曲为荣。
虽是这样曲高和寡，但是仍然可以吸引大量的人来关注，来观赏。看不懂不要紧，看得不大懂也不要紧，艺术的目的是使人身心愉悦。
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文化出现了以休闲、优雅与和谐为主旋律的小国文化，声音中少了金戈铁马剑拔弩张，多了些春江花月夜与水调歌头。在这样的国情下，并非举国群情激昂，而是大家都最大可能地表达一种闲情雅致。到了明代，昆曲这个新形成的艺术形式更是让这种情趣一发不可收拾。檀板笛声，阵阵悠扬，带出了中国文化中最婉约最柔软的部分。
说到四方歌曲，就不得不谈昆曲的一路走过。无论是当年唱遍全国的弋阳腔，还是后来名扬闽浙的余姚腔，哪怕后来最为繁盛的花部高腔、皮黄，也都不能将昆腔消灭掉。恰恰相反，这些声腔不是被其他声腔兼并了，就是自己消亡了，唯独昆腔绵延至今，不合并，亦不消亡。而且，无论是曾经还是当下，大体上都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
“宗吴门”，是一种模仿，模仿是出不来真正的艺术的。福建地方戏剧的改革从昆曲中借鉴了许多元素，南昌的戏剧界也“毫不犹豫”地以昆曲为榜样，因为昆曲在当下的这种热，这种高贵奢华、优雅脱俗的气质，是其他戏剧所不能比拟的。那吴门宗谁呢？即使是最高明的模仿，也不可能如水入大海不着痕迹。弋阳腔最开始也是被模仿，被分裂，最后散播各地。余姚腔模仿别人，最后迷失了自己，唯独昆山腔，貌似特立独行，但却能够坚韧不拔地以自己的形式存在着，既不高傲，也不妥协，说白了，就是从不会为了别人改变自己。
这是一种艺术的生存法则，也是一种为人的态度。
其实艺术和人一样，它会去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有时候坚守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低潮也未必等于消亡，只要坚持自己得信念，就会一直生存下去。所谓竞争，其实比的并不是爆发力，而是持久的韧性。如何不去为了别人改变自己，也不去模仿别人，而是不断提高自己，让自己出类拔萃，这才是最重要的求生之路。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音箱里一直播放着六百年来绵延不断的檀板笛声。
（选自《散文选刊》2010年第4期，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昆曲”的说明，不准确的一项是（）

A．昆曲是一种吐字绥慢，亦说亦唱，哀怨婉约的民间音乐戏剧。

B．昆曲起源于市民意识与启蒙思想兴起的明代。

C．昆曲是在富庶的苏州兴起的一种民间戏曲表现形式。

D．昆曲的兴起是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为前提的。

【小题2】（小题2）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昆曲是一种最大可能地表达闲情雅致的悠闲文化现象。

B．袁宏道《虎丘》的描写进一步说明了昆曲走向大众化的趋势。

C．昆曲从古到今越来越雅，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大众化。

D．南宋出现的小国文化使昆曲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婉约最柔软的部分。

【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昆曲的节奏缓慢好听，让人身心愉悦，吸引了大量的看不懂或看不大懂的人的关注和观赏。

B．昆曲从古到今都没有摆脱只有数百人精通热衷的局面，正是这种独立特行的个性，才使其显得高傲脱俗。

C．昆曲是在春江花月夜与水调歌头的阵阵悠扬的檀板笛声中一路走来，坚忍不拔地以自己的形式存在着。

D．昆曲不去为了别人改变自己，不去模仿别人，不合并，亦不消亡，所以昆曲绵延至今。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民族都会有一个本民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民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赢政”，刺杀赢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娃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小题1】下列对中国人姓与氏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人的姓最初是一个氏族用来区别于其他氏族的专用名称，在一个氏族内部，其全体成员的姓是相同的。

B．中国人的姓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都从“女”字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C．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氏族内部一些成员的血缘关系逐渐变淡，甚至相互失去了血缘关系，用以相互识别的“氏”便产生了。

D．先秦时期，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是高一级的结构；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是次一级的结构。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今人错误地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应该是误认为“姬”是他们的氏。

B．春秋时期的盂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从氏的方面追溯，他们的始祖不同；从姓的方面追溯，他们又是同一始祖。

C．先秦时期，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追溯；与此不同，氏所代表的家族组织的始祖大多可确切知晓。

D．战国时代，由于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姓氏制度也发生巨大变化，其中首要的变化是姓与氏合流，融二为一。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姓与氏在先秦时期虽然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却都是同一血缘关系的成员用以相互识别的符号

B．姓氏合流之后，同姓却不一定同祖，原因在于合流后的新姓多自以前的氏转化而来，而先前同样的氏未必是同一个姓。

C．战国时代，姓与氏合流，不论单称还是合称，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两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了。

D．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大概是因为姓最初产生于母系社会时期，而氏则产生于母系社会之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宋高宗就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乃“富国裕民之本”。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认为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等一样，乃“军国之所资”。由此可见，宋元两朝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对外贸易目的，第一次以经济眼光和趋利态度看待海洋贸易。

秦汉时期，在人们的认识中，广袤的海洋更多是作为构成“天下”组成部分的虚渺空间。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无根本改变。宋元时期，朝廷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的海洋意识有了根本改变。从《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记载海商的书中看到，民间海商关注的已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海外诸国信息。可见，民间已十分熟悉海外市场，海洋不再是神仙世界，而是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这种海洋意识催生了沿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潮流。

随着海洋意识的新变化，中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开始显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有学者推测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应有七八万艘。宋代鼓励商人出海与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印度洋沿海带动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开创了亚洲海洋贸易的新格局。

宋元南海贸易体系的商品结构，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因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构成了供需稳定、利润丰厚的互补性市场关系。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优势。《梦粱录》记载，海商船舶大者五千料，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元代海船与宋朝相去不远，二千料船载重约120吨，五千料约300吨。而当时东南亚商船只是载重4吨至40吨不等的帆船。宋元还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并不断完善。

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并成为亚洲海域的南海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汉唐时期中国鼓励蕃商来华贸易，只是为了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

B．海洋贸易在宋代已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并以追求经济效益，获取市舶收入为目的。

C．民众自发所产生的海洋能够聚财胜利的意识，加速了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的盛行。

D．宋元海洋贸易中我国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具有绝对优势。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通过路上贸易和海洋贸易地位的比较，论证了国家政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B．文章从对外贸易政策趋向、海洋意识转变两个方面论述了海洋贸易地位确立的过程。

C．文章通过对宋元时我国海洋活动实力的阐述，证明了我国在亚洲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D．围绕海洋贸易地位的确立，文章逐层递进地论证了确立的条件、原因和产生的影响。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唐西北陆上贸易，只有遏制草原游牧势力的政治意义，并无经济追求的财政意义。

B．宋元两朝以趋利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说明市舶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一定比重。

C．由互补性市场关系可以看出，海外诸国对中国出口瓷器和丝绸等受工业品的依赖性。

D．如果宋元时期国家经济重心没有南移，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可能不会由陆上转向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