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绒花

筱 敏

在我的窗下，有许多肥厚的花，花色猩红，饱满欲滴。

花事总在最潮湿的一季。雾悠然罩在那里，薄时令花瓣生出细绒，浓时细绒就被犁开，大滴大滴沿犁沟淌下来，仿佛淋漓的血痕。

粘稠的空气扑面而来，使我呼吸愈渐粗重，我知道这是春天浓烈的腥甜，于是我知道窗下的血绒花已经开了。通常这时候我紧闭门窗，常识告诉我要紧闭门窗。天气报告也一再告诫我们减少以至停止户外活动，留在室内，何况我对花粉过敏，对雾也过敏。

然而门窗能保护什么呢？我分明知道，我的儿子走在户外，儿子的信息会辗转穿过雾气，润湿着来到我这里。

妈妈，今天学概率，好多猎人各开一枪，各人有命中猎物的概率，猎物中一枪死亡概率，两枪、三枪死亡概率，他们兴致勃勃把小动物的死亡概率算到小数点后好几位，他们怎么可以看不见小动物流血？

这个季节是生长的季节，我听见窗下的花粗重的吮吸之声，它们拔节的声音也很沉痛。地下的水粘稠，风低沉的呜咽在地下，潮水的啸声也在地下。这片土地掩埋得太多，太肥沃了，令人难以置信。

有一个白发人在我窗前，从早到晚，一推窗就可以看见，不推窗也可以看见。

她在花丛里徘徊奔走，从早到晚。已经被吮吸殆尽的身子，飘摇在肥硕的花间，没有重量。

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找她的儿子。我说这样的日子应该呆在家里，她说她是呆在家里，她的家就在这里。我说家是一个有屋顶的地方，有墙，有门，有炉灶和炊烟。她说家是一个有儿子的地方，有儿子的船和儿子的帆，炊烟是母亲召唤儿子的炊烟。我看见她眼睛里雾气茫然，时间在那里一层一层变黯，重重叠叠的黯淡令我骇异，原来我们已经茫然流逝了那么多的时间。

我安慰她说，您的儿子已经开出花来，那么丰硕，厚重，那么奇丽骄人。

她说，但是我要的不是花，我要的是我的儿子。

我说，儿子大了总是要去远方的，远方总是属于少年人，他们张翼飞起来，我们老了，我们没法看见。

她说，可是他没能走远，可能就藏在一棵花的下面。

飘渺的城，

在冬天早晨的棕色雾下

一群人流过伦敦桥，这么多人，

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

叹息，又短又稀，吐出了口，

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盯在自己足前。

我回头张望，深为惊恐。雾在玻璃外面重叠成水滴，淋淋漓漓，我用窗帘把淋漓和猩红都关在外面，足前一摞消遣的新闻纸，让我努力把眼睛盯在上面。然而它们刚刚隔了一夜，就糟朽成尘。它们什么也不曾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愿知道，只是在足前窸窸窣窣不断升高，发泡，不断地淹没我们的空间，记忆，以及诗人的预言。

我窗下的花依然怒放，瓣、蕊、子房、花萼依然噼啪作响，雾在那里依然生出柔嫩的细绒，依然被划破，露出淋漓的猩红，雾依然会再次在猩红之上生出细绒。白发人依然坐在方砖上，看熙来攘往的陌生人，奔忙的陌生人，奔闲的陌生人，越来越使她陌生。

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她会好受一点，她点起手中一支蜡烛，听着蜡泪悄然滴落，还有火花微渺的响声。

我问她在等什么，她说在等儿子。

她说她会等到星垂四野，等到一个接近童话的时辰。她将把蜡烛一路摆到天边，她随着烛光走到星星那里，就能找到她的儿子。

（选自筱敏《涉过忘川》，有删改）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

鱼钓

郑武文

王铮担任住建局长的时候，已经有两任局长从这个职位上落马了。王铮已经58岁了，再干两年，就安全到站，光荣退休。王铮每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他定下规矩：无论是谁，都不能到他家里谈公事。双休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熟人骚扰，带一个只有老婆知道号码的手机，自己开车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钓鱼。

水库里钓鱼的人不少，都互不相识。王铮钓得安然自在。水库很大，库底自然卧了不少大鱼。有一天王铮运气特好，竟然钓到了一条足有几十斤的大鱼，王铮一抬没抬起鱼竿来，又抬还不行，只好带着鱼竿沿岸溜鱼，三溜两溜，脚下一绊，竟被鱼拖进了浅水里。王铮赶紧爬起来，旁边一个钓鱼的老头也过来帮忙。王铮解嘲地说：“呵呵，我钓鱼竟然被鱼钓了。”初春的天气，风还刺骨。老头忙说：“我家就在附近，先到我家换身衣服吧。”王铮开始还推托，禁不住老头一个劲劝说。又一想，不过是一个农家老头，又实在冷，就去了。

老头就住在旁边的村子里。老头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王铮换上，又吩咐老伴把湿衣服烤上。然后拿出一瓶酒，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然王铮没说他是干啥的，老头也不问。

又一个周末，王铮钓够了鱼，就直接去了老头家。不能白吃人家的不是？王铮带了现成的食品和酒。老头也不推辞，又拉起了家常。

一来二往，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喝酒正欢，老头拿出一幅画，说是祖上留下的，让王铮鉴定一下。王铮一看，是一幅《秋钓图》，画着一个老头在湖边钓鱼，岸上菊黄竹疏，秋风瑟瑟。立意很好，画工也好。只是落款不甚明确。王铮对画本无研究，只是看着顺眼，就连声说：“好，好……”老头说：“一张破画子，这么旧了，咱庄户人没用，送给你当个玩意吧。”王铮说：“那不行，说不定挺值钱呢，你先去鉴定一下。”老头说：“鉴定啥，以前就在屋里挂着的，脏成这样了。”王铮一看，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

回去以后很喜欢，经常拿出来看，后来就直接挂办公室了。

后来一段时间，市里要建一个国际会展中心，王铮忙得没时间去钓鱼了。投标那天，办公室进来一个四十来岁中年人。进来就打招呼：“王叔，你好，我是赵强，还认识我吗？”王铮一怔，看着有点面熟，没想起来。赵强一指王铮后面的画，说：“我住在水库边，您跟我爸是好朋友。”王铮的心里就有些不快，说：“你也来投标吗？”赵强说：“是啊，我也干工程。”王铮说：“那下午投标吧，同等条件下我帮你。”赵强说：“谢谢叔，中午一块出去吃饭吧？”王铮说：“那不行，我们有纪律。”赵强就没说什么，出去了。

下午投标，赵强中标。王铮也和三个副局长开了碰头会，三个副局意见难得统一，一致拍板让赵强干。王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可也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还真出事了。赵强潜逃，三个副局长被双规，王铮党内记过一次。

在反贪局，副局长们感到很冤枉，说：“王铮拿了一个郑板桥的《秋钓图》，价值数百万，为何只记了个过？”

反贪局长拿出一幅画，说：“你们说的是这幅吗？王铮拿画以后，做了鉴定。发现是真画，就到反贪局备了案。如果没事，那是正常赠与，退休后还给人家；如果相求，此是贿赂，就交到局里。因为他太喜欢那幅画了，就又求人临摹一幅挂在办公室里……”

此时的王铮正坐在他的老板桌后面，副局们的落马让他脊背一阵阵发凉。

到周末，王铮又去钓鱼，秋风起了，落叶萧萧，到处一片凄肃景象。他感觉自己很像《秋钓图》里的老叟。

鱼漂动了，提上来却没鱼，只是鱼食没了。如此几次，令王铮气恼不已。

想一想又笑了，不是吗，人在钓鱼的时候，鱼也在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