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山房藏书记

苏轼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聃于上国，然后得闻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①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②，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有删改）

（注）①蓰：五倍；②膏味：韵味。

（《史记．游侠列传》）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赵简子大猎于中山，有狼当道，人立而啼。简子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逋，简子驱车逐之。时墨者东郭先生将北适中山以干仕，策蹇驴，囊图书，夙行失道，望尘惊悸。狼奄至，曰：“先生岂有志于济物哉？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处囊中，以苟延残喘乎？异时倘得脱颖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输诚哉！”

先生曰：“墨之道，‘兼爱’为本，吾终当有以活汝，脱有祸，固所不辞也。”乃出图书，空囊橐，徐徐焉实狼其中，三纳之而未克。狼请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图！”乃跼蹐四足，引绳而束缚之，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先生内狼于囊，引避道左以待赵人之过。

已而简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剑斩辕端示先生，骂曰：“敢讳狼方向者，有如此辕！”先生匍匐以进，跽而言曰：“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虽愚，独不知夫狼乎，性贪而狠；君能除之，固当效微劳，又肯讳之而不言哉？”简子默然，回车就道。

狼度简子之去远，而作声囊中曰：“出我囊，解我缚，我将逝矣。”先生举手出狼，狼咆哮谓先生曰：“我馁甚，馁不得食，亦终必亡而已。先生既墨者，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奋爪，以向先生。

先生仓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驴后，曰：“狼负我！”狼曰：“吾非固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相持既久，遥望老子杖藜而来，须眉皓然。先生舍狼而前，拜跪啼泣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问故，先生因述始末，顿首杖下。丈人闻之，以杖叩狼曰：“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知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则并父子亦无矣。”狼曰：“初，先生救我时，束缚我足，闭我囊中，压以诗书，我鞠躬不敢息。是安可不咥？”丈人曰：“是不足以执信也。试再囊之，吾观其状果困苦否。”狼欣然从之。先生复缚置囊中，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解衣以活友^（注），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类乎！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与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举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弃道上而去。

（取材于马中锡《中山狼传》）

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