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把握新动能的内涵和外延。经济发展新动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指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第一产业中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概括地说，旧动能是指依靠大量资源投入，较高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新动能是指主要依靠科技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本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树立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目标导向，集聚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等创新型主体，建立激发各种要素活力的制度机制。既要加大力度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实现“无中生有”，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又要致力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有中出新”，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才能顺利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把是否符合新发展理念作为区分新旧动能的基本标准；必须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旧动能转型升级和新动能主导发力都要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为导向，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完成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就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问题。

立足发展阶段和本地实际，加强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动态调整。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旧动能不断减弱，而新动能走向成熟还需要一个过程。解决新旧动能“青黄不接”问题，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规律，积极作为，衔接好新旧动能转换，缩短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避免因动力机制错配阻碍经济向更高发展阶段攀升。各地应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加强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动态调整。首先，深入调查研究，找出本地新旧动能转换的定位、重点、难点、优势、劣势、突出短板、可借力处等。其次，加强系统谋划，找到突破口和具有带动性的关键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最后，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动态调整，在具体操作中做好“加减乘除”法，确保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走样，不出现重大偏差。

（摘编自魏士国，王小静《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有改动）

分享经济的诞生，源于社会资源的过剩。

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所谓的“发展”即生产效率提高、投资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产量的增加。这样的“发展”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物资是短缺的。时至今日，工厂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生产出的东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我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分配。

此时，物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拥有一件物品的人和使用这件物品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物资就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拥有多余物资的人们，可以把物资的使用权让渡给不拥有物资的人，作为回报，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报酬，而提供这个服务的平台，也可以从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分享经济由此产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成熟和迅速普及，分享经济的创业者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的平台，供物资的所有者发布和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物资。不经意间，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的身影。分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在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模式。

那么，分享经济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它改变了供给端。分享经济让产品的供给方从机构变成了个人。比如，原来人们出去旅行，只能住酒店集团提供的酒店，而分享经济让个人房主也可以提供相当于酒店的服务。原来人们只能坐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子，现在则还能坐个人开的私家车。分享经济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水平。人们旅行的时候可以住各种风格的房子，人们出行的时候可以坐各种不同的车型，遇见各种性格的司机。如今人们个性化的诉求越来越高，分享经济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次，它让个人崛起。分享经济降低了个人“微创业”的门槛，让人们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微创业”——利用业余时间，做个小房主，做个专车司机，都是简单方便的“微创业”。用户对个性化的需求，让作为供给端的个人，能够有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比如，加入网络商店平台的手工艺者，可以把自己的个性作品售卖给匹配的人。伴随着“微创业”的门槛降低和个性化被鼓励，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在动力被激发，而每个人能力的激发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最后，它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分享经济让资源被更加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人。这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极大的保护。据统计，每多一辆被充分利用的Uber车辆，就可以从路上去掉8辆车子。这就意味着更少的拥堵、更少的雾霾和更少的能源消耗。

（摘编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新定义分享》）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有人困惑不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年对文学创作感兴趣？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时的热闹，只是昙花现，担心后继无人。我看这困惑、担心都是多余的。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生活培养作家。”

这是巴金先生写给1986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致辞中的一段话。

生活培养作家，文学薪火相传。30多年过去，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青年有增无减，青年作家的队伍更是呈几何级数壮大。远的不说，刚刚发布的《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国内仅网络文学作者就有1400万之多！可以想见，在这1400万人中，青年作家占绝对比重。他们的写作环境、写作方式和发表途径迥异于30年前的前辈，但如果追问写作初衷，考察写作背后的热情、动力与期待，却极有可能相差无几。

生活培养作家，这“培养”自然包含丰富发展的社会现实对作家的哺育与滋养。今天广义上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得益于此，这一代青年作家普遍受教育程度高、阅读积累丰厚、视野开阔，这构成他们写作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代生活在他们笔下有了更多面向和更深纹理，他们不再像父辈作家那样盯着乡村这块文学根据地，城市、网络、外太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书写焦点，更年轻一代甚至直言不讳“我的故乡是互联网”。在向新生活开掘的同时，他们也凭借便捷的信息技术和频繁的文化交流，更有底气、更有自信地向历史深处叩问，从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以及向世界开放，这些都让青年一代的文学别开生面。

生活培养作家，这“培养”必然也不乏磨砺、考验与挑战。“江山代有才人出”，今日文学“才人”要想出类拔萃尤其困难。困难既来自文学内部——一种艺术样式高度发达，留给领异标新的突破口自然越来越少；更大更多的困难则来自文学外部——社会现实瞬息万变，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直接推动下，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们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多，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网络上“催更”的粉丝们嚷着“快啊快啊”，市场上出版社盯着码洋说“要走量要走量”，消化这种新现实对一些作家来说力有不逮。

从这样的机遇与困难中写出来、写下去、写得越来越好，是青年作家成长的必经之路。左手是读者和市场，右手是文学信念和文学理想，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左手和右手之间人为地设置藩篱。真正好的文学在寄托文学信念、忠于文学理想的同时，又是拥抱读者、赢得市场的。青年作家们理应有抱负去开创这种为人民所需、也让文学历史为之骄傲的可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9月21日）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中国》一书中使用“丝绸之路”这个词语。自此，这条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大道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镌刻进历史的书卷中。早期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为方便沿途各国互通有无，到汉唐时达到鼎盛，无数商贾携带香料、药物等来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海外。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选，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

数千年来，商人、教徒、外交家和学术考察者等在这条“流滴着牛奶与蜂蜜”的道路上来来往往，通商、旅行、互动，在推动物质交流丰富性的同时，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还是七下西洋的郑和，他们的故事与丝路密不可分。而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出土文物，则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以至于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这样感慨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此外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自敦煌至喀什的环塔克拉玛干古代文明区，此外再没有第二个。”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不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还是木卡姆乐曲的悠扬，都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都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于丝路。依托于丝路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又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与大众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山水底村，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歌德的《中德季日即景》中浸染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的向往和仰慕，这些哲理诗组成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

各国文化在丝路交流碰撞后诞生了诸多艺术成果，其生命力有时甚至比在原生地还旺盛。中西方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丝路使彼此的血液与基因交融起来，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