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今年电影市场爆款。作为一部国产改编版动漫电影，究竟满足了怎样的期许，才演绎了一场颇含决绝意味的“逆天改命”？

《哪吒之魔童降世》依然是从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找素材，并与已取得一定成功的《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一脉相承。这一方面得益于民间传说题材具有较好的改编基础；另一方面，民间传说题材既能兼容不同时空、多重相互矛盾的情感元素，又能经由改编承载、反映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与心理期待，更适合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与演绎。

其实这些年的银幕上，对传统文化题材的现代性改编，屡见不鲜，但成功者凤毛麟角。大部分作品仅停留于元素叠加的层面，似乎将传统故事叠加上现代性符号就可以摇身一变完成转化。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完全放弃了这种套路，尝试进行彻头彻尾的神话重述。传统的哪吒故事退居为一个载体，里面全然承载着属于当代人的价值观与精神属性，以及切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角度与方式。

从人物设定来看，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人物放置于今天有着扁平、呆板、脸谱化的缺陷。哪吒母亲殷夫人的形象贤惠、柔弱，但存在感较低；经此番改写，变身成了武艺高强、斩妖除魔的职场女性形象，工作繁忙却也为如何陪伴哪吒成长耗尽了心力。父亲陈塘关总兵李靖，在以往的设定中太不讨喜，作为父亲，不爱哪吒、不信哪吒、不护哪吒，还每每总是第一个跳出来要惩罚哪吒，这样的形象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观众的心理期许。而在此番改造中，李靖的形象变得柔软，变得让人熟悉，他不善言辞，总是把爱深藏心底，对儿子有着很高的期待，却最可能暗暗地为儿子牺牲自己。这一版殷夫人与李靖的形象里暗藏着太多现代父母的影子，让观众无形中觉得可亲、可近，能够代入自我、投射自我，又随着片中人物的命运无尽唏嘘。

从故事架构来看，哪吒的故事本质是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在世间历经种种遭际，由懵懂无知到唤醒英雄意识，再到成为英雄。具体到哪吒，“反抗”是其成长蜕变的核心元素，在传统的《哪吒闹海》中，哪吒反抗的是封建压迫。此时英雄的成长是“被迫”的，外在苦难的刺激，外在的对抗性压力，成为了英雄觉醒的触发点，“命令”着英雄展现英雄特质拯救苍生。但到《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里，却在尝试英雄故事的另一种演绎模式。英雄成长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过程，新版哪吒的成长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具有内向性驱动的主动选择，是一场笑泪参半的自我延展、自我实现。这种颇显孤独与执拗的“选择”才会让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直抵人心，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传统文化题材是幻想类叙事文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受好评的国产动画作品，多在不同程度上娴熟运用着传统文化要素、融入中国的历史故事，却反映出直指当下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诉求。《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火爆，让人开始对打造高水准的中国神话传说系列心向往之，但这种系列作品的完备与成熟还需要后续作品的品质与口碑来维系，对国产动漫来说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不短的路要走，也许正如“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那句著名的结尾：“我们的目光所及，只是不远的前方，但是可以看到，那里有许多工作要做。”  

（选自边远《国产动画电影打破传统文化现代性改编套路》，有删改）

作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体系，以王阳明《南赣乡约》，朱熹《朱子家礼》吕氏四贤《蓝田乡的》等为代表的乡约圭臬，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发挥乡规民的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为了对叛乱初定的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同时构建起官府主导推行的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合一的乡治模式《南赣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强调相互帮助、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就今天来说，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秩序稳定是保障。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出现的理事会议事会等创新模式，为乡规民约秩序生成功能的时代转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道德培育功能。南宋淳熙三年，大儒朱熹从恢复道德礼仪出发，制定了《家礼》。《家礼》在民间迅速传播，几乎家藏一本，人人得见而遵行之。朱熹根据儒家倡导的由“尊祖、敬宗、收族”扩展到“严宗庙，重社稷”的家国意识，从《家礼》扩展到《乡约》，亲手制定《增损吕氏乡约》，合并了乡约和乡仪的相关内容，并且增加了“读的之礼”。这为后世乡村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内核和形式架构，影响深远。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涵泳功能。北宋熙宁九年，由京兆府蓝田儒士吕大钧首先提出在本乡推行一种新型的地方规范，根据自家《家规》制定了乡的规范，并在陕西蓝田的局部地区付诸实行，称为《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开篇即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采用自上而下的原则。《吕氏乡约》奠定了乡约组织规范的基础，后世多沿袭之。明成祖把它列于性理成书，颇降天下。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名臣硕儒如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等都致力于推行乡约，许多乡绅也在本乡本土提倡或率行乡的，这对乡约规范的制定和乡风文化的养成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传统的乡规民约是有纲领、有价值观基础、有内在灵魂的，倡导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笃耕耘、课诵读、息争讼、戒赌博等内容。这些乡风乡箴，均是从孝扩展到忠，从家扩展到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谱系。我们要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乡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其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

（摘编自刘志松《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光明日报》2018年5月2日）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譬如说，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人们实际上从未认真地论证过：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值得说明的是，当科学家们开始构建人工智能创作模型时，往往从旧有观念中获得最重要的启发。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这种论证存在瑕疵，科学家们据此提出“失忆者假说”。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二次补充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去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经历”是否有限。2006年以来的大数据爆发，为人工智能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过去站在人类个体角度看来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人工智能而言，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例如，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她们都有完整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结果是，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并通过一种变通的图灵测试来检验它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例如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多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时期的长度；通过对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并不能从中体会到乐趣。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摘编自李迪《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