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的繁荣发展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新时代的中国画创作，需要在“守”与“变”中开拓新境、绘就时代新风。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意蕴。如“一花一世界”所包含的博大，建立在中国哲学和中华关学基础上的中国画，不注重感官刺激，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同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所以北宋山水画也多宏幅巨制，如《溪山行旅图》等名作，表现了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构图气势磅礴；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为祖国山河立传”光有扎实的技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有家国情怀，作品要呈现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意蕴，其中包括特定形式所呈现的时代审美意境以及画家的精神追求。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就像中国画最高的成就是“写意”，其中既包含“写”的审美性，也包含“意”在形式上所体现出的特定审美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画创新既要守住精神，也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现在一些画家为了求变，偷换概念，虽然使用的是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来的是水彩、素描的样子。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蹈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精髓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术观而不随波逐流。在这一方面，老一辈艺术家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不论是林风眠的中西融合之道，还是张大千的“泼彩”山水，都为中国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径。在他们的绘画中，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融会创新，恰恰建立在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上，此意学者当识之。

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在“守”与“变”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精神追求，展现新时代的“审美”风范。中国画的“守”与“变”，包含着对艺术传统的回望也包含着对中华美学的回溯，更包含着对当代审美的追求，推动着中国画向前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着中国画特有的轨迹、精神和面貌，以民族艺术所应体现的文化自信，指导着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从含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优秀传统文化是经历了长期的继承，并且仍然保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我们今天，依旧存在。这也就说明，没有文化的继承也就没有文化的积累，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经过长期发展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精神指引。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拥有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等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摘编自赵思蒙《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教育的途径》）

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广东等各中国东南港口与日本长崎港之间的“唐船贸易”亦进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只限制在长崎一港，中国沿海倭患断绝后，两国贸易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大宗输出货物为生丝与糖，获利丰厚。一艘中国“唐船”载货量就可以换银数十万两。明代覆亡后，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郑成功，都“每岁发船渡长崎，货殖以厚军备之利”。

这时，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终于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等货物的中国商船便逐渐前往马尼拉。而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单艘吨位也突破700吨。至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丝绸与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国纺织物面前，西班牙本土纺织业急剧衰落，1600年，急于改变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属美洲种植桑树，然而来自中国的生丝却使墨西哥纺织工业得以延续。

除了丝绸与瓷器，另一种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引发了欧洲的兴趣：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Ramusio）在《航海与旅行》一书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马和木的叙述，称在遥远的中国，于Kuangfu（广州）种植着一种神奇的植物，不论鲜湿或者风干，都可用这种神奇植物熬成饮料，如果空腹饮下，能够祛除热证、头疼、胃疼。这是欧洲关于中国茶叶有史可考的最早记载。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少量中国与日本出产的茶叶贩运至荷兰本土，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到了1735年，仅仅是荷兰进口的亚洲茶叶已经达到835万磅，而新兴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更是后来居上，在18世纪后半叶，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

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来自欧洲，旨在换取丝绸与茶叶的白银滚滚涌入：通过西葡两国主导的中国―菲律宾―美洲三角贸易，自1571至1643年，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白银总量的六分之一，总计高达4000万库平两以上。英国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通过茶叶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也达到5800万两以上。白银的大量流入，促使明代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然而，负面影响则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对于流通中大多数贵金属货币的主导权。美洲舶来银币因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标准化程度高而逐渐成为民间流通货币，并导致以宝钞为中心的官方货币信用体系崩溃。不仅如此，赋税的货币化与大量白银进入流通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或者出现极大的波动，米价最多在每石0.2两和0.8两白银之间浮动，加剧了普通雇农与小农的破产，最终动摇了中华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节选自朱步冲《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