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诗歌的艺术借鉴

林庚

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中国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其实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其中的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般攻取天下，其中的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部分，但在《大明》中只描述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只是为了衬托其中抒情的赞歌部分。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出现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中国的戏剧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一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保留下来的有关古代神话的资料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其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但它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算得上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是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都是晚出现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兴盛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那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是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的繁荣发展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新时代的中国画创作，需要在“守”与“变”中开拓新境、绘就时代新风。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意蕴。如“一花一世界”所包含的博大，建立在中国哲学和中华关学基础上的中国画，不注重感官刺激，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同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所以北宋山水画也多宏幅巨制，如《溪山行旅图》等名作，表现了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构图气势磅礴；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为祖国山河立传”光有扎实的技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有家国情怀，作品要呈现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意蕴，其中包括特定形式所呈现的时代审美意境以及画家的精神追求。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就像中国画最高的成就是“写意”，其中既包含“写”的审美性，也包含“意”在形式上所体现出的特定审美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画创新既要守住精神，也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现在一些画家为了求变，偷换概念，虽然使用的是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来的是水彩、素描的样子。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蹈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精髓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术观而不随波逐流。在这一方面，老一辈艺术家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不论是林风眠的中西融合之道，还是张大千的“泼彩”山水，都为中国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径。在他们的绘画中，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融会创新，恰恰建立在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上，此意学者当识之。

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在“守”与“变”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精神追求，展现新时代的“审美”风范。中国画的“守”与“变”，包含着对艺术传统的回望也包含着对中华美学的回溯，更包含着对当代审美的追求，推动着中国画向前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着中国画特有的轨迹、精神和面貌，以民族艺术所应体现的文化自信，指导着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原先的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这时汇合为儒道合一的玄学美学;另一方面,诗文美学伴随着诗文书画的繁荣摆脱了先前的依附状态而走向独立,呈现出一片辉煌。

先秦两汉创立发展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在魏晋时期被融合儒道的玄学取代。玄学继承了道家“适性”“逍遥”的美学主张,后来又改造了道家“无情无欲”的“人性”观,给“人性”注入了有情有欲的现实内容,于是“适性”一变而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变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于是,“情”从心灵的理性约束中挣脱出来,形式从道德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以“情”为美的情感美学和以“文”为美的形式美学潮流一下子突涌出来,覆盖了人格美和艺术美,一直延展到南朝。在人格美方面,形成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放浪形骸、不拘形迹的“魏晋风度”；在艺术美方面,诞生了“缘情”而“绮靡”的山水诗、宫体诗、格律诗及其相应的理论形态。在情感美学和形式美学取得巨大突破的同时,中国美学在诗文美学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诞生了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文——陆机的《文赋》,第一部体大思精、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钟嵘的《诗品》。

让我们逐一来做一次巡礼。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论文。他以一代开国君主之尊肯定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彻底摆脱了孔门儒家道本艺末、文章为雕虫小技的传统价值成见,大大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文本同而末异”的体裁和“文以气为主”的风格,批评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文学批评态度,竭力倡导一种客观公允的审美态度。晋代陆机《文赋》是分析中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过程及其审美特点最早的专文。文学创作的发生、构思、灵感、创作方法、文体特征等,较之曹丕,《文赋》都有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挚虞肯定诗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批评“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揭示了中国美文学的心灵表现特色。刘勰在南齐末完成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全面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作家论方面论及“德”“气”“才”“学”,发生论方面论及客观生活的触发和具有丰富感受的主体,艺术构思论紧扣“象”与“情”的互动,创作方法论方面深入剖析了 “比兴”“用事”“夸饰” “声律”等,批评论方面建构了完整的“知音”说,并用“原始表末”的历史主义方法品评历代文体作品。通观全书,贯串着“以雕缛成体”的形式美和“辩丽本于情性”的情感美观念。萧绎、萧统、萧纲兄弟以皇帝、王子之尊,编选历代美文,创作宫体诗,倡导“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具有文采美与情感美的美文。如此等等,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文自觉的时代,尤其是诗文的辞采声律美与情感风流美澎湃勃发的时代。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