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而不同”

刘固盛

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其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力量之源，也是造就中华文化浩瀚弘通的博大气象和历久弥新的内在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很早，而其完整表述，最早见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虽然孔子是以“和而不同”当作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但后人以之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而不同”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君子小人之辨了。

②“和而不同”是多样性的统一与均衡，在文化精神上体现的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其精神旨归乃在于人的“心和”，即内在心性的宽广包容、通达平和。“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既是一种君子之风，□协调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准则，同时□适用于处理国家、民族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早在《尚书·尧典》中就主张用“和”的方式对待族群、邦国。“协和万邦”，需要承认差异性，需要互相包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原则，正是“和而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内化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赋予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巨大气魄。无论是儒、道思想的互融互补，还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激相荡而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抑或对我们形成强烈冲击的西方文化仍然能够被中华文化加以化解并进行有效的吸收融会，都和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有莫大的关系。今天，“和而不同”仍是各种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原则。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今后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充分吸收他们的文化成果，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创造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

③和而不排异，和而不苟同，孔子所言“当仁，不让于师”，此之谓也。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可以吸收融会各种异质的文化，但从来不会丧失自我，总是能够坚守民族文化的本位性，亦源于此。因此，“和而不同”就是尚和而不盲目附和，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文化立场上则体现出刚健守正的固本精神。

④“和而不同”还体现出刚健向上的精神气象。天道的运行强健不止，赋予万物性命生机，万物保持太和状态，欣欣向荣。天道刚健纯粹，万物亨通，自然和畅，社会和美，没有压抑，没有冲突，君子之德亦当如此。

⑤“和而不同”，也意味着坚守正道。君子之和具有一股中正之气，并能矫正君父师长朋友之失，此与小人之同异也。朱熹对“和”也有很深的认识，《朱子语类》卷四十三云：“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朱熹认为君子之和当以公正为原则，做到心底无私。君子尚义尚正，心底坦荡，纵使与尚同的小人相处，也不会受其影响，仍旧能够保持自己固有的平和与正气，这就是“和”。从这个角度来说，和、同之辨，诚然关系到天下之治乱与文化之兴衰。

⑥《国语·郑语》记载有史伯回答桓公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则生，万物的创生都以和为基础。“和而不同”在文化精神上表现出生生不息的创造性。

⑦和则生物，这也是老子的思想。《老子》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一有关万物化生的经典表述中，“三”通常被解释为“和”。实际上，和则生的观点，是儒、道二家的共同主张，如《管子·内业》主张：“和乃生，不和不生。”《荀子·天论》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和则生，同则绝，和而不同，生生不息，从万物的产生到文化的发展，莫不如此。中华文化经数千年之演进，绵延不绝，总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

 (选自2009年11月7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所谓节日，当然要符合岁时活动的特征，每年重复进行，内容相对稳定。元宵节最初是以地方性、民间性节日的面貌呈现的。到唐朝，元宵节受到更多的推动，尤其是朝廷和皇帝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元宵节的重要性，而通过唐令确定元宵节为国家节日，作为国家行为的元宵节获得了空前发展。把传统的民间节日“律令化”，变民间传统为国家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引导风俗的努力，而后世对这些节日的继承证明，唐朝的制度化获得了后世的承认和继承。

就唐代的元宵节而言，已经有研究者使用“狂欢”来形容，其狂欢特性值得重视。狂欢的社会价值是尽情娱乐与放松，对于任何社会生活而言，作为张弛有度的一部分，狂欢节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社会狂欢节日，需要具备几个基本要素：

第一，全民性。对于狂欢节日而言，必须获得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的认同，认同率越高，狂欢的社会热情越高，狂欢节越成功。唐朝继承隋朝传统，长安的元宵节继续在娱乐方向发展，而其全民性参与的程度有增无减。《大唐新语》记载，从“王主之家、贵戚之属”，到“下隶工贾”，“无不夜游”，参与十分充分。所有人群都认为元宵节与自己有关，这是全民性认同的基础。

第二，娱乐性。娱乐作为人群生活，需要是绝对的，不论贵贱、高低，凡社会人群都是一样。所以，节日必须具备娱乐性，才会获得社会各阶层和人群的欢迎与参与。从隋朝开始，元宵节的娱乐性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传统中的与祭神相关的“神圣性”则渐渐褪色。神圣性多与禁忌相伴随，而与娱乐相违背。从开元后期始，时常由政府出资促成官员们的游乐活动，并努力推动整个长安的娱乐活动。而元宵节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尤其是拥有特定假日，这就为元宵节的娱乐活动提供了重要条件。现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文字记载，元宵节的核心内容就是娱乐，神圣禁忌、政治纪律、道德教化等等，在元宵节的狂欢中，一切为娱乐让路。

第三，丰富性。唐代，都城长安的元宵节所持续的时间尚不确定。从隋朝的记载来看，正月十五不过是起点，庆祝活动常常进行到月末。唐代元宵节，最初是一日假，从天宝三载之后，延长到三日假，那么狂欢活动就有了连续三日进行的条件。但不管是一天还是三天，狂欢活动必须有足够多的内容，否则没有办法填满假日。元宵节，给人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燃灯，先天二年，玄宗的巨大灯轮竟然燃放五万盏灯。因为元宵节燃灯事项最突出，后来也称元宵节为灯节。当然，灯下踏歌、戏剧展演和美食供应等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其实，包括元宵节在内的唐代法定节日，都多少带有娱乐化的倾向，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节日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健康的，具有必要性。

(摘编自孟宪实《元宵节在唐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