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敢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我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推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续”。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城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文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01月08日）

①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②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③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④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_______烟枪和烟灯，_______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_______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_______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选自鲁迅《拿来主义》）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郭国昌

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时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大力否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那些可以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观念。即使在现代诗歌受到人们广泛质疑的今天，诗歌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的看法恐怕还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诗歌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艾青说：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只要翻开郭沫若、艾青、穆旦等人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发生。诗人不但要生活着，而且要生活得更具广度，更有深度。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胡风说：诗歌是发自作者对于现实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其实，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身后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询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会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通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读郭沫若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渴望民族新生的期盼；读艾青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面对民族抗争的悲壮；读穆旦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在艰难境遇中的痛苦。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像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

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也是一个语言的选择过程。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日常口语成为诗歌的语言，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是诗意化的口语。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正是诗人通过诗化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情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高明的作家并不在于知道他用什么语言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需要用什么语言写什么。当我们的诗人也知道这样做的时候，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广受人们争议的问题了。

错误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张晓风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郑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几十年来像一根名笛，不知被多少人吹响。

历史上的周瑜雅擅音律，即使喝了酒之后，仍然可以辨岀乐工弹奏的音乐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的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真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倜傥的周郎哪里料到自己竟掉进了弹琴素手甜蜜的陷阱。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首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要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等戏曲，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一次，哪来的故事呢！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一点。“正确”，只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误，于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个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的差错而滑移岀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绎岀一连串荒唐幽眇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又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

《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有些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探究的奧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打开“伏魔之殿”又比潘多拉打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殿，到了右廊后一所去处，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写有“伏魔之殿”四个字的牌额，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条，锁孔里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诱惑，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撞进去，搬走石龟，最后又掘起一块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六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在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要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因此便有了多位花仙被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大部分的人间故事吧！这一段段美丽的错误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打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兴有的。就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

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个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了一块没被补天的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不是叛逆，是可以被谅解的小过小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字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后，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待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每人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交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一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错，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岔路。岔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岔路可以是另一条大路的起点，包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的美丽情节。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