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貌苍古的永乐大钟

⑴多么令人生敬又令人生畏的一口大钟。它诞生在岁月的另一端。580多年前，以派遣郑和下西洋和编纂《永乐大典》而昭彰史册的明成祖朱棣，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并为迁都北京肇基定鼎，下令铸造了这口无与伦比的大钟。它既是朝钟，又是佛钟。今天，我们肃然仰望这个形貌苍古的明代孑遗，仍然仿佛看到一个巨大而苍莽的惊叹号，沉沉垂挂在天地之间!

⑵对永乐大钟的关注和考察似乎一直是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事，后来才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开始染指其间。诚然，永乐大钟是明代人文景象的直接映射和重要索引，但却更是14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登峰造极的经典之作，是580年前冶金、铸造、力学、声学等各项技术整体水平的真实物证。 通过这口大钟展示的“谜面”，我们可以猜出5个世纪前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许多“谜底”。

⑶永乐大钟铜质精良，致密坚固，合金纯度考究。大钟含铜80．54％，锡16．41％，还有铅、锌、铁、硅、镁等元素。这种成分配比，与《考工记》中的“六齐”项下的“钟鼎之齐”的记载极其近似。钟壁薄而经得起重击，音质音色驰名天下。通高6．75米，口外径3．3米，重46．5吨，上下各处厚度变化有致，洋洋23万字经文铸满了钟体内外。如此巨大的尺寸和重量，如此精美的质地和工艺，即使500年后的当代铸造技术，面对美仑美奂的永乐大钟也不能不深深鞠躬。

⑷经过反复研究和考证①，科学工作者已经能清晰描述当年铸造大钟的方法和过程。这是初创于2000多年前商周时代的陶范法，到了明代能工巧匠手中早已成为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的工艺。他们营造了一个壮观而宏大的场面：在地上挖出10米见方的深坑巨穴，先按设计好的大钟模型，分七节制出供铸造使用的外范，低温阴干，焙烧成陶。再根据钟体不同断面的半径和厚度设计车刮板模，做出大钟的内范。当七个陶制外圈依次对接如七级浮屠之状时，浑然一体的大钟外范便拼装成功了。

⑸为了承受浇铸的压力并确保足够的强度，外范四周无疑是用泥土填满并层层夯实的。钟钮旁边四处不易觉察的疤痕，泄露了四个浇铸口的准确位置。我们看到了最典型的雨淋式浇铸法：几十座熔炉沿四条槽道排开，炉内大火流金、铜汁鼎沸；地坑里内外模范同时高温预热。当蓄满炉膛的万斛金汤相率奔泻而出后，这口万钧大钟便一气呵成了。回望此情此景，500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分明已经透出了近代大工业的规模和气概。

⑹冷却又是一道致命②的工序。坑内是一团没有熄灭的地火和流焰，必须控制冷却速度防止钟体炸裂。世界著名的俄罗斯大钟就因冷却过程中的闪失出现裂纹，结果沦为一口哑钟。而孕育永乐大钟的地坑此时是一个天然的自动冷却系统。可以想象当年劳苦的工匠们付出了多少精心呵护，才能确保永乐大钟在平安降温中平安降生。

⑺最为举世罕见和引人惊叹的奇迹，莫过于将23万多字的佛教经文和咒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铸满了大钟的每一寸表面了。也许③是对夺取皇位中杀伐过多生出了悔意，也许因战胜所有敌手后反倒厌倦了人间的纷争而皈依佛门，明成祖晚年潜心撰写《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凡40卷，20万言。有学者猜测，明成祖铸钟的初始动机便是为了给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寻找一个永恒的载体，以教化众生和流传百世。照这样看④，经文和钟体便相当于灵与肉的关系了。也许这是最诘屈聱牙和枯燥乏味的文章，但23万字的版面，安排得如此匀称整齐，从头至尾绝无空白，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真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运筹和计算。据说是大书法家沈度率京中名士先在宣纸上把经文写就，然后用朱砂反印到钟模上，再由工匠雕刻成凹陷的阴文。剩下的事，便是以火为笔，以铜为墨，将这光洁挺秀、见棱见角的23万金字一挥而就了。

⑻永乐大钟作为500年前一个庞大的存在，一定还会携带着许多尚未发现的信息，等待后人去诠释和破译。它满载着一个时代蓬勃的生命信号，永远传递着人文的光辉和科学的火星。

错误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张晓风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郑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几十年来像一根名笛，不知被多少人吹响。

历史上的周瑜雅擅音律，即使喝了酒之后，仍然可以辨岀乐工弹奏的音乐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的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真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倜傥的周郎哪里料到自己竟掉进了弹琴素手甜蜜的陷阱。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首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要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等戏曲，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一次，哪来的故事呢！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一点。“正确”，只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误，于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个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的差错而滑移岀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绎岀一连串荒唐幽眇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又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

《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有些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探究的奧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打开“伏魔之殿”又比潘多拉打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殿，到了右廊后一所去处，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写有“伏魔之殿”四个字的牌额，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条，锁孔里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诱惑，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撞进去，搬走石龟，最后又掘起一块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六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在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要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因此便有了多位花仙被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大部分的人间故事吧！这一段段美丽的错误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打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兴有的。就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

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个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了一块没被补天的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不是叛逆，是可以被谅解的小过小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字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后，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待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每人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交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一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错，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岔路。岔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岔路可以是另一条大路的起点，包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的美丽情节。

（有删改）

村居与园林

陈从周

我国广大农村历来都讲究绿化与布局,居住部分与自然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人工与天然相配合的村居环境

我国平原地带的村落,大都建筑在河边或路旁,大都有树木环统,尤其注意西北方向植树,用以防风挡烈日。住宅之旁亦有同样措施。宅前必留出一块广场,以作晒农作物之用。广场之前又植树一行,自划成区,宅北植高树(江南则栽竹),既蔽阴又迎风,宅外的通道,芳树垂荫,春柳拂水,是极妙的画图,利用常绿矮树作为绿篱,绕屋代墙,池塘港湾植以芦苇,或布菱荷。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造园.园林花木虽然以姿态为主,与大自然有别,却与农村村居为近,以“柳荫路曲”“梧竹幽居”、“荷风四面”等命题的风景画,未尝不是从农村绿化中得到启发的。

古代园林中的桥常用一面阑干,很多人不解,此实仿自农村,农民要挑担过桥,如果桥两面用阑干,妨碍担行,如牵牛过桥,更感难行,因此农村之桥,无阑干则可,有阑亦多一面。后之造园者未明此理,即小桥亦两面阑干,宛若夹弄,这未免“数典忘祖”了。至于小流架板桥,清溪点步石,稍阔之河,曲桥几折,皆委婉多姿,尤其是在山映斜阳、渔舟唱晚之际,人行桥上,极为动人。水边之亭,缀以小径,其西北必植高树,作蔽阴之用,高低掩映,倒影参差。至于曲岸回沙,野塘小坡,别具野趣,更为造园家蓝本所自苏州拙政园原多逸趣,今则尽砌石岸,顿异前观、今更有以“马赛克”贴池间者,无异游泳池了。

农村建筑妙在地形有高低,景物有疏密,建筑有层次,树木有远近,色彩有深浅,黑白有对比(江南粉墙黑瓦)等,千万村居无一处相雷同。这些景物中有建筑,有了建筑必有生活,有生活必有人,人与景联系起来,所谓情景交融,我国古代园林,大部分的摹拟自农村景物,而又不是纯仿自然,所以建筑物占主要地位,造园工人又大部分来自农村有体会,便形成可坐可留、可游可看、可听可想别具一格的中国园林,它紧紧地与人结合了起来。

农村多幽竹嘉林,呜禽自得,春江水暖,鹅鸭成群,来往自若。在园林中建造“来禽馆”,亦寓此意。可惜今日在设计园林时,多教让禽鸟饱受铁窗之苦,这不免有些粗暴吧!

(选自陈从周《中国古代建筑史初稿》)

①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②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③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④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_______烟枪和烟灯，_______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_______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_______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选自鲁迅《拿来主义》）

报告文学的史料化

王晖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鼎盛期和90年代的低谷期之后，表现出多元裂变与平稳前行的态势。在影像视听艺术成为大餐的今天，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仍然在坚守着严肃的写作，令人欣喜的作品也时有出现。特别是近些年来，强调个人性和亲历性，关注底层现实、呈现生活原生态的“非虚构”文本的出现，使传统报告文学写作的理念、视野和方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获得刷新与拓展。然而，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逐渐形成了个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再现对象的书写取向。有人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进入新世纪，这种状况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大都将目光聚焦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和战争。不能说其中的作品没有可取之处，但有相当比例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字，堆砌历史资料的史料化现象颇为严重，其间几乎看不到作家对于现实的回应与思考。当下报告文学史料化倾向的出现，可能会有诸多的理由，譬如网络和电视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公开，使常规思维中报告文学作为文艺“轻骑兵”的新闻报道功能大为弱化；力图强化报告文学把握事物的深度和力度，以维持、彰显自身的写作优势，使日渐萎缩的文学重新积聚能量；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作家规避写作风险的生存考虑。但有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性本质。

报告文学与虚构文学写作在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它要通过写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叙事，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文明进程与状态的观察、反思甚至批判。报告文学文体存在价值的凸显与获得，并非在于其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描述得全面、“打捞”得及时，甚至猎奇式的钩沉，而在于它对于现实触及的刚性和锐敏。正如茅盾所说：“‘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对于现实，特别是有关当下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和民生问题现实的表现，应当成为报告文学艺术指向的首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坚守现实性的基本责任和书写伦理。在现实面前，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报告文学作家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否则，报告文学写作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

进一步说，即使是在报告文学中回看历史、钩沉过往，也应立足于现实的支点。近几年来出现的书写历史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质，比如何建明等的《忠诚与背叛》、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这些作品将所书写的宏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激活，发掘并凸显其与当下现实的某种对应性或启示性，让所书写的历史不再“史料化”，而是真正活起来，让今昔对应和对话，让历史告诉现实，让历史启示现实。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