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决斗

莫泊桑

战争虽然结束了，德军仍驻守在法国，整个国家就像一个被打败了的摔跤手一样，在胜利者的膝盖下面颤抖着。

从破败不堪的巴黎出发的头几列火车，慢吞吞地朝着新划定的国界线驶去。旅行的人从窗口里可以看到那些完全成了度墟的平原和那些烧光了的小村子。列车经过城市时，就看见大队的德国兵在广场上操练。口令声伴着列车的轮子的喧哗声传到车厢里。

杜普伊先生在巴黎被围期间，一直为城里的国民防护队服务。在敌人未便入以前，他子已把妻于女儿送到了国外。现在他乘了列车赶去瑞士和他的妻子女儿团聚。他又气又怕的凝视着这些留着胡子带了兵器的驻守在法国的人，他们待在法国，就像在他们自己的家一样。他的心灵时而被蔫蔫的爱国热情所鼓动，时而又被人类明哲保身的共同本能所俘虏。

一个普香士军官上车了。两个游历的英国人，满怀新奇地打量着他。而杜普伊先生仿佛是一个在警察对面坐下的小偷一样，不自在地坐在一边，他假装在看报，没有理会他们。

列车启动了，两个英国人中的一个忽然举起胳膊指着远处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叫什么?’

伸长了腿把身子在座位上向后仰着的普普士军官用一种带德国口音的法语说：“法尔司堡。在那里，我杀死过十二个法国兵，俘虏了两百多人。”

普香士军官边答边朝着杜普伊先生，骄傲地从胡子里露出满意的笑容。接着，军官伸出一只手说：“如果我担任了总司令，早就攻破巴黎了。我见什么烧什么，什么人都杀掉。那法国就灭亡！”

出于礼貌，两个英国人简单地应了一声。

他继续往下说道：“二十年后，整个欧洲都将属于我们的。普鲁士，比任何国家都强大。”

两个英国人的脸颊在长髯之间像是蜡人一样没有一点儿表情了，他们也不说话了，这时，普普士军官把他那双长筒马靴靠向杜普伊先生的大腿，杜普伊先生把头扭过去，整个脸通红。

普普士军官拘出了自己的烟斗，盯着这个法国人说：“您身上没有带烟吗?”

杜普伊先生答道：“没有，先生!”

“一会儿车子停了，请您去帮我买点烟来。我一定给您付点小费。”

列车在一座被火烧的面目全非的车站停住时。普普士人打开了车厢的门，抓住了杜普伊先生的胳搏向他说：“您去替我跑腿吧，快点，快点!”

车头已经呜鸣地叫起来预备发车了。这时候，杜普伊先生突地向月台上一跳，虽然站长挥手制止，但他已经跳进这辆客车的另一个车厢里。

他的心砰砰跳着，把坎肩的钮子解开，喘着气擦着额上的汗。

可是那个军官又在杜普伊的车厢门口出现了。那两个被好奇心驱使的英国人也跟着他上来了。他在法国人的对面坐下，始终带着笑容：

“您刚才不肯替我去跑腿。”

“我不想去，先生!”

列车又开动了。

军官说：“那么，我把您的胡子剪掉，来装我的烟斗吧。”

于是他向着他的脸伸过手来。

两个英国人始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

普鲁士人抓住了他嘴唇上的一撮胡子开始拔起来。杜普伊一反手就托起了普鲁士人的胳膊，抓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摁倒在座位上，压住了他。他鼓起腮帮子，睁圆着两只冒火的眼睛。一只手始终扼住对方的喉呢，另外一只手握成拳头开始愤怒地不停地砸下去。直到累了。

普香士人被惊性和疼痛弄得晕了头，没有反扑，缓过气后才说：“倘若您不肯用左轮手枪和我决斗，那我就要杀了您!”

“随时随地，乐意奉陪。”杜普伊先生像火车头一般呼啸着。

接着，他向那两个英国人说：“二位可愿意做公证人?”

他们俩齐声用英语答：“oh!yes!”

列车停住了。他们都走到了城墙底下。

两个英国人不住地掏出表来看，他们怕的是错过了时间，坐不上原车赶路。杜普伊先生从来没有用过手枪，现在却站在和对手相距二十步的地方。

有人喊了一声：“放!”

不等瞄准，杜普伊先生就信手放了一枪。后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站在他对面的普香士人摇晃了一两下，就直挺挺地扑倒在了地上。他已经打死了他。一个英国人喊了一声“oh”，这声音因为喜悦、好奇心的满足和快活而有些颤抖。另一个英国人本来始终握着表，这时候，他挽着杜普伊先生的胳膊向火车站走。

列车开动了。他们崇敬地伸出右手同杜普伊先生握手，然后就转过身躯，相互挨着坐在角上原来的位置上了。

（有删改）

步步高升的人

（法）布洛克

“我们所需要的，”他边向我走来边说，“不是一支挖泥掘土的军队，而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我国人口太多，吃饭都成问题，再说将来也不会有战争了，德国皇帝是迷信和平的。”然后他便吹哨集合回营，因为他要乘10点52分的特别快车到巴黎去休假。

我第二次碰见波德纳夫是在发布战争动员令的第四天，这时他已升为中尉。他走过来把我拉到一旁：“杜邦先生，您来了，战争总算盼来了，我们早就做好准备工作了。我不是先知，可我想私下向您透露一句——不出半年，杜邦先生，您就会看到奇迹！”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以中士的身份随团开赴前线了，而他却仍然留在后方。

我第三次遇见他，是在一个村口。我们正在仓皇撤退，他的样子十分狼狈。我特意装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同他说话。“喂，中尉，该不该转移呢？”“应该转移，”他说，眼睛里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我们总算和这些匪徒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凑到我跟前说：“你知道吗？现在我已是团部运输队队长了。”这时突然传来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反攻。”我想用话讽刺他一下，可是他早已无影无踪了。在这次反攻中，我因负伤在医院住了三个月，痊愈后被提升为少尉，归队后，在一个战壕里蹲了半个月。

当我们休整的时候，我第四次遇见了波德纳夫。他刚刚被提升为上尉，离开运输队去当连队指挥员，他看上去闷闷不乐。我俩走进一家小店，随便地喝了一点饮料。我离开了战壕，心情挺舒畅，但我又没法使他高兴起来。他问我隐蔽所是否坚固，然后举起酒杯，有气无力地和我碰了一下杯，说道：“有些人高谈进攻，简直是鬼迷心窍。”他说：“战争早点结束吧，我们都好重归故里。”

还没等休整完毕，他就升任少校了。一天晚上他来到前线，一头钻进一个牢固的隐蔽所里，就不出来了，只顾向连队索取有关工事、侦察情况之类的报表。

我第五次遇见他，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那是在一次特别激烈的战斗之后，我们刚刚换防下来。融雪使大地变得十分泥泞，波德纳夫为了了解宿营地的情况，比别人提前走了两天。

经过七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士兵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湿透了的小木屋，作为暂时栖息的场所。二月刺骨的寒风从板缝中钻进来。军官们住的地方比这也好不了多少。

波德纳夫从小屋里走出来，他那红色的裤子齐整地盖住了他的黑色油亮的皮鞋。他刚刚刮过胡子，从他屋内火炉的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风中旋舞，他一见营地上混乱的情景，顿时举起拳头吼叫起来：

“罚长期劳役！值日官，罚长期劳役，听见了吗？”

在那列载着我回后方的火车上，我第六次遇见了波德纳夫。八天前，他率团刚一到达前沿阵地脑子就受了震动，被四个人抬着送了回来。全体兵士奋勇杀敌，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波德纳夫因而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和一枚奖章。我发现他脸色红润，一副欢快的样子，他亲切地对我说：

“我可怜的杜邦，你不是指挥官，不能判断情况。前几天我同师长谈了一次话，凡尔登是一个陷阱，德国鬼子的有生力量将在那里被全歼。我亲爱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保密的情况：只有一件事让总司令很恼火，那就是我们的炮太多了。”到维希车站下车时，他愉快地和我握手告别。他要在那休养三个月。

然而他的兴趣在前线，就是在参谋部中工作也可以。两年半后，我又遇见了他，这已是我们的第七次见面了。这时他已是军部办事处的主任了，我是去办公事的。面对他那四道金线的袖章，左肩上的彩色绶带，以及胸前挂满的各种勋章，我的两道粗线袖章显得黯然无色。他手里拿着一张纸：

“我的好朋友，我真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必要停止战争呢？而且还同意和敌人停战。让他们得到喘气的机会，再卷土重来。更有甚者是，贝当竟然下达了开课的命令，想把我们都变成小学教师。”

“是这样，长官。团长派我来正是为了了解一下具体要求。友军英国人已组织了一些有益的活动。他们在训练修配工，培养电气工人，还开办了农业、法语、簿记等各种学习班，用高薪聘来了一些教师，并且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职业介绍所，为在此地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介绍工作。”

他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了我的话，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好心的杜邦，这就是你无法根除的非军人的意识。说实在的，你从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有删改)

皮克休的公事包

法都德

十月的一个早晨，我正在进早餐，一个人走进了我的家。一身陈旧不堪的衣服，罗圈儿腿，满鞋帮的泥块，佝偻着脊梁，两条长腿强支着身子直哆嗦，活像一只拔了羽毛的鹭鸶。原来是皮克休。是的，那个又凶狠又可爱的皮克休。

这位著名的皮克休直走到屋子中间，撞在我的桌上，然后用悲哀的音调说道：

“可怜可怜一个穷苦的瞎子吧！……”

他模仿得那么像，我不禁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闹着……看看我的眼睛吧。”

他跟着就转过来让我看他两只白的没有光的眼珠。

“我瞎了，我的亲爱的，这一辈子都是瞎子了。用硝镪水写字，就得落这个下场。干这个好行当，把我的眼烧坏了；你看，烧穿了底……连眼边都烧坏了。”一面说一面让我看他那被烧得眼睫毛影子都没有的眼皮。

我感动得什么话也想不起来对他说。我的沉默使他不放心了。“你正在工作？”

“不，皮克休，我在用早餐。你也吃点？”

他不回答，只是扇动着鼻翅。我抓住他的一只手，让他坐在我的身边。

在人们给他端吃的的时候，这个可怜虫不住地嗅桌上的东西，面带微笑地说：

“这些都像是好吃的东西。我要好好地饱餐一顿，有好多日子我没坐下来用早餐了！每天早上带着一个铜子儿的面包在各衙门奔走……你知道，这成了我目前唯一的职业了。我总想弄个公卖烟店在手里……有什么办法呢！一家大小都要吃饭。我不能画了，不能写了……我的职业原是看了巴黎的种种鬼脸，把这些鬼脸描摹下来；现在是办不到了……我因此想到公卖烟草的小店；我只想弄一个外省的小卖烟店，远远的，不管在哪儿，伏日山中的一个偏僻地方也行。到那时候，我嘴里叼着瓷的大烟斗，改名换姓叫汉斯，用我的同代人的著作一包一包地包烟叶，来安慰不能写作的苦闷。”

“这便是我的余生要求。所望并不算太奢，是不是……不过要想到手却比登天还难……按理说人情势力可不应该缺少。当初我是红得发紫的人。经常在元帅、王爷、各部部长家里做座上客。因为我能叫他们开心，或者叫他们害怕。现在谁也不怕我了。哎哟，我这一对眼睛呀！我的可怜的眼睛呀！现在无论在哪儿也没有人请了。饭桌上坐着一个瞎眼人是多么凄惨。请把面包递给……啊，这些狗强盗啊！为了这个倒霉的公卖烟店，不知他们要叫我吃多少苦头呢！六个月来，我夹着呈文跑遍了所有的衙门。一清早，他们生炉子的时候，他们在院子沙地上让部长老爷的马遛弯儿的时候，我就到了。走呢，非等到黑夜，人们送来了大的高脚灯，厨房里开始发出香味来，才走……”

说到这儿，他低下头，鼻尖几乎碰到盘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再开口。伸手摸酒杯，就找不着面包或叉子，每分钟要来这么一次。这个可怜的人呀！他还没有习惯瞎眼。

过了一会，他又开了口：“你知道吗？还有更惨痛的事情呢！那就是再也不能读报纸了。不干我们这行是体会不到这个的。有时候，回家的时候，我买上它一张，不为别的，只为闻闻这种油墨未干的纸香和新鲜新闻的味道……可是没有人替我念一念。我的老婆是会念的，但是她不肯……我的女儿如果在家，她是会给我读报的，但是自从我眼瞎以后，为了少一个人的吃喝，我便把她送进了‘美术圣母’修道院。”

“提起她，这又是个叫我伤心的人儿。到世上来还没有九年，所有的病痛她都得过了……又愁眉苦脸，又长得奇丑……有什么办法呢！我从来就只会创造废物……啊，我老给你讲我家庭的琐事。算了，不谈了，你把那烧酒再给我一点。我需要打打气。从这儿出去，我要到教育部去，那里的传达，是不容易叫他们露笑脸的。”

他向我打听了时间，告辞的话都不说，就匆匆走了……

在瞎子坐过的椅子旁边留着一个东西。弯腰一看，原来是他的公事包，一个油光光、四角磨坏的大公事包，他从来也不离开这个包，常常笑着称它为他的毒药囊。这只毒药囊，在我们的圈子里很出名。据说这里面有很可怕的东西……这只旧公事包装得太满，拎起来的时候裂开了，里边的所有文件都撒在地毯上，我只好一张一张地拾起来。

先是一束写在刻花纸上的信，每封信的开始都是“我的亲爱的爸爸”，末尾具名是“塞丽娜·皮克休，寄自马利亚孤儿院”。

还有许多是医小儿病的陈年药方，什么病都有：支气管炎，抽风，猩红热，麻疹……

最后是一个大的信封，封着口，有两三根黄色打着卷儿的硬头发，跟女孩子软帽下面露着几根发似的支出在外面。在信封上有瞎眼人写的字，上面颤颤巍巍地写着：

“塞丽娜的头发，剪于五月十三日，进那儿去的那一天。”

（选自《外国短篇小说卷（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