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

⑴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⑵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撒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⑶我的回答是：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⑷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⑸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⑹然而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⑺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⑻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我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

⑼“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⑽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⑾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⑿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自我贬低。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虚构故事的原因。

⒀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⒁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⒂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

⒃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没人应答的电话

渡边淳一

至5月末母亲去世以来，已经过去五个月了。

直至去世，母亲一直住在札幌，但其后我去札幌的次数也并没有减少。去演讲或是与编辑会晤，这个夏天也总共去了20天左右。

即使母亲去世了，但札幌是我故乡，又有老朋友和亲戚，所以不会断了关系。但母亲在世时和去世以后，即使是去同一个札幌，情景也不一样了。

我说不清哪儿不一样，但不一样是千真万确的。

以前，更确切的说是母亲在世的时候，一到千岁机场，我必定给老家打电话。仅仅是暂且向母亲报告一声：“我刚到。”但母亲旋即必定反问道：“什么时候来？”

她是在问，顺便回老家的日期，但我多半径直去演讲会场或是饭店。

“今天不能去，但明天早上也许去一下。”

“今晚不行吗？”

“有许多事要办呢。明天早上行吧。”

“几点来呢？”

“这个吗，大概八点左右吧。”

“几个人来？”

“大概一个人吧。”

“是你一个人。八点钟？”

母亲之所以叮咛，是要为来的时候准备妤新鲜的生鱼片、我爱吃的煮莱以及威莱等。她的心意让人高兴，但说实话，也令人感到有点儿烦。特别是飞机晚点，时间不充裕时，便不能跟她唠叨了。

若是可能的话，只想报告一声“我刚到”就结東，但母亲却进一步搭话说：

“你马上去哪儿？”

“马上在饭店跟人洽谈。”

“你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没问题。”

“你知道本间的叔叔吧，他前些天病倒了。

母亲似乎不知道我焦急万分。不，打一开始她就没有在意这种事。

“我得赶紧办事，回头慢慢听你说吧。”

妤不容易挂了电话，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千岁机场的通过礼仪这才结束。

当然母亲去世以后，我不会打这种电话了。即使在千岁下飞机，我也只要径直乘上车子就行了。但多年来的习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消失的。就在不久前，在千岁下了飞机的我，当自己觉察到时已经站到公用电话前了。于是我拿起话筒对自己说：已经不用打电话了。这么想的时候，更强烈的意识到母亲不在人世了。知道不必打电话了，一种失去母亲的寂寞感突然复苏过来。

奇怪的是，母亲在世时觉得最麻烦的事，现在却最令人怀念。即使是去同一个札幌，我也多半总是在早晨去老家母亲那儿。晚上要跟各种人会餐，加上老家只有一个女佣人，所以深夜去麻烦人家不好。而且深夜起来要洗澡或是写稿，饭店最为方便，所以我多数是在时间比较自由的上午去吃饭，但这出乎意料的麻烦。本来就住在饭店，所以只要直接去餐厅，便能吃上饭，如果要让服务员送到房间，那就更简单了。

但现在虽说单程只要花1000日元左右，但却要特意乘出租车去老家吃饭，当然自己家的早饭总比饭店的讲究。但早晨这么早，哪能吃那么多呢？量太多，一剩下来，母亲便担心的问：什么地方不舒服吗？”所以我有时请同行的编辑一起去。母亲开始问早饭的人数，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总之母亲是一个喜好什么都多做一些让客人吃的人。也许母亲这下满意了，但硬是要吃下去的一方，稍稍有点儿难受。特別是工作到黎明而发困的时候，或是没有食欲的时候，就懒得去老家吃早饭了。但去的哪怕晩一会儿，电话就打来了：“还没来吗？”即使想再睡一会儿，也想到把家乡菜摆在饭桌上正等候自已的母亲，就不得不过去。我有时也想，这是一种十足的折磨，如果没有母亲，那该多么轻松啊!

当然现在在饭店睡到什么时候，母亲也不会打电话来说什么了。母亲已经不在，我可以不用去了。虽对此事感到安心了，但内心什么地方总等着母亲打电话来。前些天也在梦中，仿佛听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醒来后随手按了一下枕边的电话按钮：561-6074。

现在老家从早到晚没有一个人，所以即使打电话也不会有人出来接了。

明明知道这点还呼了一下，果然没有母亲的声音，只是呼叫音单调地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