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只光秃秃没剩几根毛的母鸡，人们再也不可能见到比它更老、更瘦的鸡了。是全村最穷的老太婆吉鲁米娜的。它很快被德国兵抓住了。

朱阿埋伏在岩石的高处，用石头垒了个枪座。实际上，他修筑的是个掩体，只留下一个可以放枪筒的射击孔。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开枪了，就算把那没毛的母鸡打死，也没什么关系。

正在这时，吉鲁米娜老太太身披黑色破披肩走了过来，向他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朱阿，德国人拿走了我的鸡，那是我在世界上惟一的财产，这已经够使我伤心的了。现在要是你把鸡再打死，那我就更伤心了。”

听了老太太这番话，朱阿的手比以前颤抖得更厉害了，他的责任太大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足了勇气，扣动了扳机。

听到枪声，德国人看到手中的鸡没了尾巴。接着又一声，翅膀丢了一只。难道这只鸡有魔法，会在手中自我爆炸，自我消耗?又是一枪，鸡的毛全部剥光，除了还在不停地叫以外，简直可以直接送去烧烤。心惊胆颤的德国兵抓住鸡的脖子，手臂平伸出去，同自己身体保持一定距离。朱阿的第四枪恰好打在他手下面一点的鸡脖子上，他手中只剩下了一个鸡头，他飞快地把鸡头扔掉，撒腿就跑。但再也找不到路了，前面是个乱石崖。石崖边上长着棵角豆树，上面趴着一只大猫。

现在，他对在林子里能看到各种家养的动物，已毫不奇怪了。他伸手去抚摸那只猫，希望能听到它的呼噜声，聊以自慰。  

要知道，很久以来，这个林子里就有一只凶恶的野猫，专门捕食飞禽，有时甚至到村子里偷鸡吃。原以为可以听到猫呼噜的德国兵，看到那只凶狠的动物，竖起全身的毛向他扑来，他感到快要被野猫的利爪撕成碎片。人和野猫在厮打中—起滚下了石崖。

就这样，朱阿这个劣等射手，受到了像全村最伟大的游击队员和猎手一样的欢迎。人们用公积金给可怜的吉鲁米娜买了一窝小鸡仔。

尼泊尔的啤酒

吉田直哉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样深刻全面地反省过。那是4年前的事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还要鲜明得多。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们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待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1500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

这个村庄虽有4500 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晴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十五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四人带了六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10天，

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眼前流淌着的清洌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村里的少年切特里问翻泽：“刚才那人说了什么？”当他弄清什么意思时，两眼放光地说道：”要啤酒的话，我去给你们买来。”

“……去什么地方买？”

“恰里科特。”

恰里科特是我们去了车子雇人的那个山岭所在地，即使是大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太远了？”

“没问题。天黑之前回来。”

他劲头十足地要去，我就把小帆布包和钱交给了他。“那么，辛苦你了，可以的话买四瓶来。”

切特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到8点左右背了5瓶啤酒回来。大家兴奋地鼓掌庆祝。 

第二天午后，来摄影现场看热闹的切特里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

“要当然是要的，只是你太辛苦了。”

“没问题。今天是星期六，已经放学了，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买许多‘星'牌啤酒。”

“星”牌啤酒是尼泊尔当地的啤酒。我一高兴，给了他一个比昨天更大的帆布包和能买一打啤酒以上的钱。切特里更起劲了，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到了临近午夜还是没有消息。我向村民打听会不会出事 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给了他那么多钱，肯定是跑了。有那么一笔钱，就是到首都加德满都也没问题。”

十五岁的切特里是越过一座山从一个更小的村子来到这里的，平时就寄住在这里去上学。土屋里放一张床，铺上只有一张席子。因为我拍过他住的地方并问了许多问题，所以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在那间土屋里，切特里每天吃着自己做的咖喱饭发奋学习。咖喱是他把两种香料和辣椒放在一起夹在石头里磨了以后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由于土屋很暗，白天在家学习也得点着油灯。

切特里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还没有回来。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道歉并商量对策，可是连老师都说：“不必担心，不会出事的。拿了那么一笔钱，大概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稀里糊涂凭自己的感觉把对尼泊尔孩子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的一笔巨款交给了他，误了那么好的孩子的一生。然而我想还是事故吧。但愿别发生他们说的事。

这样坐立不安的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深夜，有人猛敲我宿舍的门。唉呀，打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外面。

他浑身泥浆，衣服弄得皱巴巴的。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四瓶啤酒，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一共买了十瓶，路上跌倒打碎了三瓶，切特里哭着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并拿出了找的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样深刻全面地反省过。

正能量

①在我儿子查理11岁以前的照片里，很难找到他微笑的面孔，即使在他开心的时刻，小小年纪的查理也显得忧虑重重。我经常坐在他的床边，让他把担心的事情排列出来，以便我们能逐一化解，就像是图书馆里划掉丢失的书籍一样。比如，查理向我坦承：最让他内疚的是，在奶奶快要去世时，他盼望的只是她会在遗嘱里给他留下一笔钱。我告诉查理，他这样想并不说明他是个坏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是人之常情。这件事他总算是想开了。可后面他还有16个心结堵在心里。

②后来他上小学六年级了，本应是无忧无虑的时光，可他却经常被忧郁情绪控制着，每天都无精打采。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只是太担心以后的生活，因为生活很复杂。我听了，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③一天，听完学校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假日音乐会后，我开车接他回家，在路上，我侧过脸，看到他两肩耷拉着，又是满面愁容的样子。我们的车要经过一家门前挂着“占星家”招牌的小店，我不知从这里路过多少次了，可是从来没在这里停过车，但现在我来了个急刹车。“你想算算命吗？”我问查理。

④5分钟后，查理走进一间挂着门帘、点着矿灯的屋子。我告诉查理，我会在外面等他。“我们需要20分钟的时间。”占星家说。她说她叫左拉。

⑤20分钟后，我儿子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我把5块钱递到左拉的手上。回到车上，我又看了看坐在身旁的查理，现在的查理不但露出了笑容，而且还兴高采烈。“她说我将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儿子对我说，“我将来会考上大学，毕业后还会找到一份棒极了的工作，会在电影里扮演角色，也许还会成为摇滚明星呢。我会挣到很多钱，娶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妻子。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们会住在一栋带有游泳池的房子里，我们会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会很长寿，我们全家人都会长寿。”

⑥这位占星家给我儿子算到的肯定是上等的好命，她给我儿子算的未来完美而又顺畅，可能是任何人都梦想得到的。那一天对我来说也是完美的，我为查理花__块钱买的算命用品派上了用场——包括按照快餐店侍者左拉的建议买的一张描述未来的图片，还有一个邮购来的水晶球。

⑦也许有一天，查理会发现，他的生活不像左拉告诉他的那么美好——现在的查理已经30岁了，过的生活比左拉说的困难多一些，但也更有趣。但是那一天，我送给了儿子最好的礼物，那就是我花钱为他买来的一条正能量信息：“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选自《环球时报》，作者：美国乔伊斯·梅纳德，孙开元编译）

叶莲卡

——献给德·奥斯特罗夫

苏联 叶·明

这是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境线上，离莫斯科很远。

傍晚，我回营房去。我疲倦极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堆积在我的心头。

“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赶快回到家乡才好。”我思忖着。

在庭院里，一位小女孩迎面向我走来，她身材纤细，梳着两条淡褐色的发辫。

“你好，叔叔。”她说的是陌生的语言，但听起来与俄语很相近。

“你好，小妹妹。”我回答说。

我们走到操场边，坐在一条板凳上。操场上铺着光滑平整的白色石块。黄昏时分，又凉爽，又寂静。山脚下，湖水好像蜷缩成一团，静静地睡着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热情地和这位新交攀谈起来。

“叶莲卡。”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同时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注视着我。

“你几岁啦？”

“六岁半了。你几岁呀？”

“我呀，你看有几岁？”叶莲卡犹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说：“大概，有十六岁吧。”可爱的叶莲卡，这也许是她能数到的最大的数字。我不愿意让她失望，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她：“你说对了。”我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叶莲卡仔细地打量别在我制服上的奖章，并忧伤地轻声说道：“都发黑了。你不常擦它吗？”

“不擦。”

“可以用牙膏擦，也可以用砖灰擦。”

“是的，可以。”我同意她说的话。

我们又默不做声了。“叔叔，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好吗？”她要求我。

“从前，有个国王，”我开始讲了，“他很老了，同时，又很凶残。”

“像希特勒一样吗？”

“比希特勒还要凶残。”我一边讲，一边做出凶狠的表情。

“没有比他更凶残的了，”叶莲卡提出抗议，“他是最凶残的人，就是这个希特勒，他把我们都赶出家园，还把我们的爸爸给偷走了。”

叶莲卡不说话了。后来，又悄悄地对我耳语，好像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讲。

“以前，爸爸还常给我们写信，可现在不写了。是不是他忘了我们的地址了？”

“大概是忘了。”我随声附和道。

我们重又沉默起来。我在痛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排解叶莲卡这些悲伤的思念，但始终找不到话题。我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说话了。

最后，我问她：“告诉我，叶莲卡，你长大以后想做个什么人？”

她又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望着我：“叔叔，我要像妈妈那样，长大做个寡妇。”

她说出这个奇怪的字眼之后，自己也笑了。也许，在她看来，寡妇——这是个职业，就像司机，或者看院子的人一样。

我望着叶莲卡，望着她瘦削的双肩，望着她那像溪水一样在背上流淌的明亮的发辫，对自己刚才那瞬间的疲乏，感到无地自容了。

（选自《世界经典微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