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

周成芳

①李白，作为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以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②没有盛唐，就不会产生李白。

③天才人物左右不了时代的步伐，恰恰是随时代的推移，才不断有所谓的天才出现。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人物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正视最伟大的诗人。

④从环境、时代的背景出发，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一个艺术家家族的杰出代表。有如百花盛开的园林中的一朵更美艳的花，一株茂盛的植物的“一根最高的枝条”，而在艺术家族背后还有更广大的群众。

⑤唐诗在开元、天宝盛世全面繁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等，把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的美表现得让人心驰神往；边塞诗人王昌龄、岑参等，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后人对此时期的唐诗有许多的评论，概括地说就是骨气端翔，兴象玲珑，无工可见，无迹可求，而含蕴深厚，韵味无穷。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李白，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而又变幻莫测，情则滚滚滔滔，美如清水芙蓉。李白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包容了那个时代所拥有的特色，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反映了那个时代昂扬的精神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⑥自公元624年唐王朝一统中国，经过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前期一百年的持续发展，唐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的朝代。国力的强盛，政策的开明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儒、道、佛三家思想并行发展，这一切为唐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盛唐的士子们因此对人生普遍抱有一种积极、乐观、进取的态度，集自信与狂傲于一身。在李白身上更具有理想色彩，使其成为盛唐精神的一个标志。如李白的《客中作》全诗写得豁达开朗、一泻无余，充分体现了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并从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

⑦唐代这样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而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诗人又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因而即使是在平常的、习见的生活中也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美。如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为乐府旧题，是六朝时南方著名的情歌，多抒写少女对情人的思念，表达真诚缠绵的爱情。语言自然清新，明白如话，流丽婉转。唐诗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它繁荣昌盛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美，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比较健康昂扬的精神状态。

⑧李白的豪放洒脱的个性魅力在当时不是孤木，不是独一无二的，只是由于他天生的气质融入这个时代更具典型性。但这不是说否认李白的天才。他是天才！艺术家需要一种必不可少的天赋，便是天大的苦功天大的耐性也补偿不了的一种天赋，否则只能成为临摹匠与工匠。正如李白所言，“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的材便是天才诗人的灵感与想象，便是那种天生的独立个性，以及将这个性很好地融入诗歌中的天赋。当他像石子一样投入雄浑的时代之海里，便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和其它一切文艺形式一样，它具有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多重社会功用。但是，从历史上曲艺扮演的不同角色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看，由艺又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在自身娱乐大众和化育世风等“本体”功能之外，同时兼有传承历史文化和传播知识观念的“载体”功能，更有孕育文学体裁与戏曲剧种的“母体”功能。

比如，许多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历史与文化传统，包括生产和生活知识，都是借助曲艺“说唱”的表演方式，传承下来或传播开来的；当今仅有几千人的赫哲族民族，基本上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生产和生活，唯可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动因与理由，就是继承和保护伊玛堪的“说唱”表演。再如，古人吟诵的诗歌和俗赋、演唱的宋词与元散曲，均是古代曲艺与文学一体发展的特殊产物；近代以来诸如评剧、越剧、吉剧和北京曲剧等等剧种的形成或创立，无不是在莲花落、嵊州落地唱书、二人转和单弦牌子曲等曲艺形式的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成的。凡此种种，均使曲艺功用远远超出了自身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娱乐与审美范畴。从而与其他的艺术门类，形成鲜明对照。可谓出类拔萃，卓尔不凡。

从中国曲艺的自身发展来看，当今内地曲艺的曲本创作与表演实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与遗憾，其解决途径，有赖对自身艺术独有特征和多样功能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把握。只有真正明白了曲艺是什么，曲艺的艺术优长和表演擅长在哪里，才不致将传统继承搞成抱残守缺，将发展创新弄成南辕北辙；才会远离戏剧化、歌舞化、杂耍化的迷误，避免“改行”式的“改革”、“创伤”式的“创新”和“革命”式的“革新”；进而改变创作表演“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段、轻长篇，重表演、轻创作，重技术、轻艺术，重演员、轻伴奏，重数量、轻质量，重包装、轻内涵，重宣传、轻实干”的跑偏路径。最终通过对于自身传统的深入学习和深刻继承，既返璞归真也返本开新，既礼敬传统也发展繁荣。

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去看，要想真正确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了然于胸。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就有赖对包括曲艺在内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和深刻传扬。只有通过对自身历史文化全面系统的学习了解和继承弘扬，将自信建立在自觉、自尊和自豪的基础上，才不会自卑、自虐和自残，才能够自重、自立和自强。

（摘编自吴文科《中华曲艺的文化形象》）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是受中医历史文献的启发，而中医学史正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分支。这充分说明了科技史的应用价值。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深刻认识科技史的应用价值，加强中国科技史研究，努力实现“古为今用”。

中国科技史主要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作为文理交叉的学科，科技史研究既有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又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将其放在理学大类。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看，科技史与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它研究的也是历史，只不过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历史。然而，科技史研究因为具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又与一般的史学在“古为今用”上有着明显区别。

史学是研究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察往知来、古为今用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是主张史学要有实用性、应用性。毕竟，“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会一成不变地重演，史学的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指的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而不是拿历史来硬套今天的事。但科技史由于是自然科学的历史，具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一面，其中就包括特殊的实用性和应用性。因为自然科学是反映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能经得起科学实验的检验，具有客观性，并能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领域以创造价值。与自然科学一样，科技史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可见，对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主张的“古为今用”有着明显的应用性，强调发掘其应用价值，这不同于一般史学的“古为今用”。

今天，对于科技史所蕴藏的实用知识和应用价值，我们要深入研究、认真挖掘、合理开发，以更好为社会创造价值。如冶金史研究，湖北荆州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埋藏2000多年依然寒光耀目、刃薄锋利。一些专家经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采用了一种“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这种工艺在当代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科技史研究促成了科技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科技考古学已被列为科技史的分支学科，这是科技史应用研究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科技考古研究可直接指导文物复制、修复和保护。如对曾侯乙墓编钟等的复制，无不参考利用了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我国科技史研究的应用价值还表现在对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例，目前我国已确立了多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包括人类在与环境长期协调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种养方式生态高效，鱼和稻形成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已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诸如此类形式繁多的农业文化遗产，对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景观、传承传统技术知识、发展可持续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支撑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知识，正是我国科技史的知识系统。

（节选自王星光《深究中国科技史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