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失去了和自然交流的语言

刘亮程

不久前我在鄯善迪坎儿村，见一大棵梭梭树长在路旁。我从小认识梭梭，见了亲切得很，就像看见一个亲人站在那儿。我对这个村庄也一下有了兴趣。一棵本来只能当烧柴的梭梭，在村里枝条完好地长了这么多年，一直长到老，谁在护着它呢？迪坎儿村紧挨沙漠，走进一户人家，门前一渠沟水流，葡萄藤蔓覆盖了整个院落。转到屋后，发现后墙已经被流沙淹埋掉大半，沙漠从这户人家的后墙根，一望无际地远去，没有一点绿色。

我生活的新疆地域辽阔，大块地存有一些自然风光，除了几个国家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在相对疏松的村镇之间，连绵的农田间隙，还有幸能看到荒野草原、沙漠戈壁，这些暂时没被人侵占的地方，长野草野树，或寸草不生，任风沙吹刮。不像内地中原，城市村庄紧凑相连，农田密布，整个大地住满人长满人吃的粮食，没有一块闲地供野草生长，更别说有野生动物了。自然退居到偏远边疆和那些不易人居的荒芜山岭。城市的野生动物只剩下苍蝇和老鼠，乡下也差不多。

美好的自然景观离人们远了，迫近的却是自然灾害：地震、泥石流、旱涝、反常气候。这是自然的另一面。其实自然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无论身居都市还是乡村，我们一样在自然的大怀抱中。包括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所有的城市、政权、宗教、文化文明，都建立在一个最大的自然——大地之上，苍天之下。它动一动身，这一切便都不存在。但它厚爱着我们，不会轻易动身。我们却常常忘记承载我们的大地，护佑我们的苍天。

古人云：厚德载物。宽厚的大地承载江河山岳，也承载毛虫小草；承载秀水江南，也承载荒漠西域。它的德是公正。而说出厚德载物的人，则听懂了大地语言。庄子懂得自然的语言，那些古代优秀的文学家都懂，他们通过草木虫鸟、云霞水土跟自然交流，心灵在天地万物中神游，获得启迪和智慧。

《诗经》中上百种动植物，个个有名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只叫雎鸠的鸟，关关地鸣叫着出现在《诗经》的开篇，这是古代诗人给一只鸟的待遇，有声音有名字，有尊严有位置。如果在现代诗人笔下，很可能就写成“一只鸟在河边叫”了。至于是只什么鸟，大概没多少人在意。

现在大地上所有动植物都有名字，我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用名字去称呼它们，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多是对动植物的称呼，把地上长的都叫草，天上飞的都叫鸟，不懂得去单个地叫出一棵草、一只鸟的名字。一方面是不认识，另一方面在意识中或许没有对所书写对象的敬重。

有一颗能跟自然交流的心灵，懂得尊重自然，敬畏人之外的生命，才可能听懂自然，知道一棵草一朵云在说什么，漫天星星在说什么。自然跟我们交流的唯一渠道是心灵。现代人也有心，但是不灵了。小时候，夜晚躺在草垛上，看见身边的狗在看星星，也跟着看，我从来不认为狗看不懂星星，狗大概也不这样认为我。看星星其实再简单不过，抬抬头，就可以看见那些遥远的星星，你能感到它们一直在注视着你，你也在注视着它们。

包括地上的一块石头，一个土疙瘩，也一直这样注视着我们。只是我们的心不灵了，感觉不到一个土疙瘩的注视。自然不跟我们交流了，我们也早已失去和自然交流的语言。

鄯善迪坎儿村的人们还在自然中，他们从来就懂得怎么和沙漠荒芜一起生活，怎样和仅有的一点水源、一架葡萄还有一棵梭梭树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懂得怎样贫穷地生活。

文学应该是生活的“随从”而不是“主人”。无数事实证明，文学越是主动贴近生活，生活就越是青睐文学。反之，文学越是自我封闭、高高在上，生活也就越是要抽身离去。这就是“文学边缘化”的内在根源。我们不要假定存在一个“文学中心化”的时代，也不要把“边缘化”的责任推给文学之外，而应该更多地从文学自身查找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文学自身的所谓艺术性出了问题，也不是现实生活失去了艺术性呈现的价值，而是文学形式与当下精神生活出现了脱轨。这种脱轨，首先表现在我们对西方的现代文学表现手法过于依赖。如何摆脱它，是值得探讨的。对于西方的现代文学手法和观念，我们经历了抵制、怀疑、接受、模仿等阶段，现在应该进入反思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量西方思想文化与艺术作品的涌入，新的文化启蒙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学界对于机械现实主义展开了反思，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了启蒙一代新的写作资源。形成于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观，逐渐成为当代精英文学最重要的文学观念，绝大多数作家都成了这种观念的拥趸。

如今，随着“50后”与“60后”作家文学地位的确立，他们信奉的现代主义文学观也被上了神殿。“50后”的作家，拥有充分的前现代乡土经验与纵深的历史感，当西方的创作方法涌入的时候，他们可以中西合璧，融通两种经验为一体，并保持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而“70后”及更年轻的作家，普遍感受到的都是全球化潮流之下的现代经验，一种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同质的生活。在这样的经验背景之下，继续沿用前代作家的资源，因袭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忽视对于突变的日常经验的观察，就极容易失去文学表达的本位，失去与时代生活共鸣的能力。

这种模仿的立场，让作家普遍处于一种“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原因在于，他们的形式和经验，多半来自于文学作品，卡夫卡写人变虫的变形异闻，我便写人变鱼的无解小说。这种叙事技巧与叙事风格上的模仿，确实能够帮助作家迅速找准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手段，培养对于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洞察力，这一点是现代社全写作者需要的，因为现代的真实经验并不是完整、一眼望得见的，而是分散、隐匿在新鲜的生活细节中。但作家“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又会误导自己进入“机械复制”的生产状态。

形式方面的学习和模仿并非是坏事，相反，这是所有作家成熟之前的必经之路。但形式模仿必须和精神观念的模仿分开。而现在的情况恰恰是没有分开——作家的思想观念，对世事人生的看法，多半是中空的。当某个经典作家的价值观念打动他的时候，他马上将这个观念改名换姓，填充到自己的脑袋里。比如卡佛笔下的美国人患上被日常琐碎细节围困的“精神过敏症”，在一些年轻小说家笔下换汤不换药地再次发作。反观西方这些年通现出来的重要作家，门罗也好，奈保尔也好，石黑一雄也好，他们的观念都根植在自己的异质经验当中，根植在自己对于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当中。

（摘编自张柠、贾想《文学期待新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