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国际舞台上，过去20多年来，我们不断见到有政治家为本国政府的罪行公开道歉。政治学家格拉汉姆·多兹整理了囊括数百年的“一个相当全面的重要政治道歉编年目录”。他的目录始于10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政教纠纷道歉，皇帝本人赤脚在雪地里站立三天”。此后，历史等待了600多年才见到另一次政治道歉，1711年，马萨诸塞向萨勒姆驱巫审判的受害者家庭道歉。20世纪的第一个道歉来自德国，德国在1911年的《凡尔赛合约》中承认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这个道歉也许不能作为鼓吹道歉的合适案例。但最近20年的一连串道歉的确标志着各国自我展示的新时代。有史以来，各国领导人第一次将历史事实与国际和解置于国家一贯正确的面子之上。在这一时期，德国为纳粹集中营道歉，美国为拘押美国日裔道歉，苏联对“二战”期间杀害波兰俘虏道歉，英国人向爱尔兰人、印度人和毛利人道歉。

②人类社交节目单上的道歉和其他和解姿态真的能够打破复仇的循环？政治学家威廉·朗和彼得·布莱克在他们2003年的著作《战争与和解：冲突解决的理性和情感》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了114对在1888年至1991年间有过国家间战争的国家，外加430场内战，结论是：对国际纠纷而言，情感姿态没有任何作用。显然，成功不取决于象征性的姿态，而是依赖发出代价更高昂的信号。

③朗和布莱克说，有些时候，那些厮杀了几个世纪的宿敌可以成为好朋友——英国和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法国——但是，这样的和好是几十年和平共存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和解姿态的直接产物。然而在国际冲突中没有意义的和解姿态，在结束内战方面却有自己的作用。毕竟，内战的双方同处一道国境之内，国旗和足球队给了他们某种想象上的联盟。

④朗和布莱克研究了1957年以来发生的11个象征性结束了内战的和解活动，其中有7个（64%）没有复发暴力。而在没有经历任何和解活动的冲突事件中，只有9%看到了暴力的终结。他们发现，成功的共同条件既不是完美的公正，也不是完全没有公正，而是在一套和解仪式之下实现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公正。

⑤南非的和解过程是内部冲突和解的典范。援用科萨人的兄弟概念，尼尔森·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图图确立了修复性司法，而不是报复性司法，用以愈合种族隔离统治下数十年的暴力压迫和反抗给南非造成的创伤。正如权利革命的各种策略，曼德拉和图图的修复性正义既得自于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思想库，又是对此思想库的新贡献。朗和布莱克发现，莫桑比克、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萨尔瓦多的国内和平都得益于类似的项目。

⑥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最可怕的冤冤相报。即使最最天真乐观的人也不敢说知道如何解决巴以问题。但是，以色列小说家阿默斯·奥兹对解决纷争的想象得到了“和解应用心理学”的支持：

⑦悲剧只有两种终结方式：一是莎士比亚式，一是契诃夫式。莎士比亚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对于巴以悲剧，我想要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

(选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有删改)

如果认识到我们极不了解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许多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关于物种和变种的起源至今还有许多不能解释这一点，就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谁能解释为什么同一物种分布得广远而且繁多，而另一个近似物种分布得狭小而稀少呢？然而这些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们决定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现在的安全，并且我相信也决定着生物未来的命运和变异的趋向。关于世界上无数生物在许多已往地质时代里的相互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就更少了。虽然有许多情形至今还不清楚，并且将会在很长时间内还弄不清楚，但是经过我能做到的精细研究和冷静判断，我毫不怀疑地主张，许多自然学者直到最近还保持着的和我以前所保持的观点——每一物种都是被独立创造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充分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属于所谓同属的生物都是另一个并且一般是已经绝灭的物种的直系后代，这与任何一个物种的公认的变种是该物种的后代，是同样的情形。而且，我相信“自然选择”是物种变化最主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