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交响曲

张渺

（1）失事沉没的船只静静躺在海底，成了中小型鱼类的庇护所，这是人类“制造”的“暗礁”。鲨鱼常常来这里觅食。令人诧异的是，作为猎物的小鱼，聚集在一起，紧紧跟着鲨鱼而非躲避。

（2）这是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小鱼们利用鲨鱼保护自己，躲避金枪鱼或其他掠食者。当它们要穿过一片海域，从一艘沉船到另一艘沉船，它们选择了一条虎鲨，亦步亦趋。我们通常难以相信，鲨鱼的存在，也可以成为其他海洋生物的福音，但事实正是如此。于是又出现了在虎鲨身上搭便车的亚口鱼，这些中型鱼类可以在这段危险的旅程中找到食物，虽然一个不小心，自己也会成为食物。

（3）海洋深处各个物种之间的平衡关系，往往是互换的。物种与物种之间，很难说清彼此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从微小的玻璃鱼，到凶猛的虎鲨，都必须互相依靠才能生存。

（4）大鱼吃小鱼，就是海洋的生存规则，如果你足够强大，可以像一只加利福尼亚螳螂虾一样展开身体，露出所有强而有力的钳子，警告或吓走那只居心不良的章鱼。如果不幸很弱小，也会有自身独有的生存法则。例如，在海洋深处，成百上千条玻璃鱼总是聚集在一起。成群的玻璃鱼正在曲折行进，每一条只有三四厘米长。它们通体透明如水晶，像水银一样闪闪发光。一条石斑鱼躲在礁石后面，试图从中捕捉到一条玻璃鱼作为晚餐。它蓄谋已久地扑过去，惊动了鱼群，玻璃鱼迅速分开又聚拢，躲开了石斑鱼的突然袭击。玻璃鱼们已经十分习惯于这种生活——因为弱小，处于随时可能被掠食的地位。它们不得不聚集在一起，摆动身躯发出微光，这些使得掠食者很难辨认出其中一条单独的小鱼。

（5）如果不能移动，那么安全便成了问题，就像珊瑚礁和海葵面临的那样。当大法螺蜗牛吞食辣冠星鱼海星的时候，它从海星口中救下了不能移动位置的珊瑚礁，这不能不说是对珊瑚礁的一种保护。太阳花海星也保护了管状海葵，并在海葵林里逍遥地觅食。以海胆为食的狼鳗，控制了海胆的数量，使海葵的种群不至于灭绝。

（6）掠食的过程也是一个保护的过程，生态平衡的控制在这里得到体现。一个生命的消逝，竟然意味着另一个或两个生命的安然。

（7）大海浑然一片，深海生物在随着海水自由流淌的同时，永远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掠食者与被掠食者，都需要公平的生存机会。海洋深处的生态循环是自然的，最自然的生存方式往往是最公平的，虽然这种公平近乎于残酷。生存与死亡，取决于每个个体乃至物种的强弱。其他能够打动人的因素，诸如“保护濒危物种”、“尊老爱幼”，无法想象这些美妙的词语能打动一只正在捕食的乌贼，尤其是，这只乌贼非常凶暴，甚至偶尔会攻击自己的同类。能够打动这些海洋鱼类的，只有生存的需要。生存，一向是个难以定义的命题，最自然且最残酷的生存，并不仅仅是捕食与被捕食，还有彼此之间生死的牵扯，互相之间生活的渗透，从食物到日常清理。对海底所有物种来说，这是用上亿年的时光才打造出的、完美的相处模式，在以适者生存为原则的同时，也常常水乳交融，形成两种甚至多种生物的共生关系。就像虎鲨放过小鱼们那样，它在等待小鱼为自己吸引猎物。海洋生态圈这种奇妙的平衡关系往往让人叹为观止，至于谁才处于食物链的底层，更是无法回答。因为，大家都置身于同一个错综复杂的莫比斯环中，环上充斥着的，是物种与物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响。

（8）海洋生态，在这种掠食和被掠食的过程和循环中，得以维持和保护。“所有物种对彼此都很重要，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命运和它们的命运，是相关联的。”

观察·思索·联系实际

王瑶

①有的人读的书也不算少，如鲁迅所说，他们“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读书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全盘接受状态；后者则存在着“有色眼镜”的偏见，他只能接受那些与他的利益和偏见一致的东西。这样的态度最多只能做书籍的“俘虏”，是无法从中真正得到益处的。

②鲁迅强调“自己思索”，不能把自己变成“书橱”；如果“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就无异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就会导致思想的“硬化”，使读书的效果走向反面。思索并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内心反省活功，它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还必须同时“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这也就是联系实际，因此他强调“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来不盲从书本，而是把书的内容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索。因此他常常能取精用宏，从常见的书籍中得出人们没有看出的精辟的新意。譬如对于《二十四史》，他□不像传统学者那样把这些所谓正史视为信史，□不是如五四时期某些人把它看成“相斫书”，“独夫的家谱”，□是在同野史和杂说的比较中，在同现实中“古已有之”的许多现象的观察中，经过认真的思考，认为只要善于清除历来史官那种“装腔作势”的涂饰，这些史书是写出了“中国的灵魂”的。他说：“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所以要从书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可靠的知识，就必须能够拨开遮掩月光的密叶，使“碎影”成为普照的清辉。对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他既充分地肯定了如《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杰出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许多旧小说的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瞒”和“骗”的实质。他强调要“睁了眼看”，就是细心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认真思索，看这些文艺作品究竟是否正视和反映了现实和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教益。

③从鲁迅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把“所读的书活起来”了，因此常常能够揭示要害，看出实质。例如历来被认为是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当有的文章宣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泯灭一切忧喜”的“静穆”，并且举出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且说明“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的集子是有目共睹的普通书籍，鲁迅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及时对错误论调给以批驳，就因为他与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的学究们对书的态度不同。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我们首先应该向鲁迅学习。

当下大数据时代正在推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思维革命。它将人类思维从有限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大数据 时代，史学家面临的将是如何突破数据无限的难题。一方面，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历史 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 描述历史的能力。

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 史诗创生并广泛传诵，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建构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影响深远，其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述其远祖即溯至黄帝之子昌意。蒙元和满清，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都自觉继承了为前朝修史的文化传统，其动因之一就是为了确立本王朝在这一时间体系中的位置。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正在大数据时代走入史料无限之境的史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及时的提醒。

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但这两者都非其本质。大叙事之“大”，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经典之为经典，除其事实详核外，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大数据时代，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技术无法染指。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

（摘编自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