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2月19日，“紫禁城上元之夜”正式拉开序幕，这是故宫近百年来举办的第一次“灯会”，也是紫禁城古建筑群首次在晚间较大规模点亮。

公众对本次活动高度关注，不少意犹未尽的游客和未能到达现场的网友不约而同地询问：故宫夜游能否常态化？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回应称：会结合二十四节气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夜场活动。可见，夜游故宫常态化已经被提上了日程，这无疑是一 个可喜可贺的消息。这次活动能取得成功绝非偶然，若无近年来文创产业方面的苦心经营和旅游管理方面的思路转变，一场夜游绝不可能如此万众瞩目。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2月21日）

材料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消费观念的转变，旅游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人们对旅游的要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品质的关注更高。越来越多人会为了看一个展览、听一场音乐会而专门前往某个城市，而缺乏鲜明特点且没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打卡式”旅游则早已不能满足需求。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的一 项针对青年人的调查显示，60.5%的受访者体验过文化旅游；很多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特色显著的景点备受追捧。

（摘编自《广州日报》，2019年3月29日）

材料三：

2017年，发改委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实施方案》鼓励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推广PPP模式，对没有回报率或回报率极低的公益性、基础性设施建设，发改委统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文化不止于有，更在于知，知之才能内化，内化才能传承。文旅融合可以“让文化活起来，让传承更有趣”，可以让“阳春白雪”般的文化实现更接地气的表达，让人们在轻松的旅游体验中触碰、内省、发扬优秀文化，使文化的生命和精神得以传承。

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中，有利于建立起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文旅产业融合，有助于形成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提升机制，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旅游业态从观光式到体验式的拓展升级；有助于进一步传承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整体来说，文旅融合既能以旅游传播文明，又能以文化提升旅游品质。

（摘编自《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

材料四：

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旅游主题也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向更富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但是，由于文化旅游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很多城市竞相开展文化旅游，出现了盲目效仿的现象，为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的做法也屡见不鲜。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无特色可言，更失去了意义。

（摘编自《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

元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是传统制瓷业由素瓷向彩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给景德镇的制瓷工业带来空前的繁荣，为景德镇成为中国瓷都奠定了基础。

青花瓷青白相间的色彩体系蕴含了一种传统审美的意趣。在古代，受道家朴素主义色彩观的影响，素色契合了大众的心理，而青花瓷是一个从素色到彩色过渡的瓷器品种，它以青白二色的协调处理让这一过渡变得温和而不至于过激。在青白之间，有一种宁静之感：白色的纯洁如皑皑白雪，给人无限遐思；而青色则让人的灵魂超逸。这种审美意趣，使青花瓷的色彩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简净雅逸之气。青花中的白色不是苍白，这种色彩是在釉里掺了釉果矿并以还原焰烧成，所以这种白色有一种白里泛青如玉般莹润的色泽;青花中的青色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加入铬、锰、铜等元素调配而成的，蓝得深邃、沉静。

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青花瓷作品通过色彩与题材的有机结合，将青花雅逸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抱月瓶，是乾隆官窑摹古创新的珍品器物。它在参照传统抱月瓶器型制作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整体造型端庄隽秀，束口圆腹，张弛有度。瓶口为蒜头式样，上绘青花缠枝莲纹；腹部前后台面以青花卷草纹饰钩边，并将豆青釉填于其中。主体画面大量留白，打破了官窑青花“布局繁密”的陈规，彰显了画面的肃穆之感。从整体来看，它在青白相间的色彩空间里展现了艺术家独有的东方神韵，青花画面透出的那种淡淡的禅意，使人顿感幽雅清逸的仙风道骨之美。

（取材于应海燕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景德镇制瓷史上具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宋代的青白瓷，第二是元明清的青花瓷，第三是清代的粉彩瓷。

青白瓷是北宋初景德镇窑工在五代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原料特点和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变化，模仿青白玉质和玉色的效果而创造出来的。这种风格独特的单色釉瓷器使景德镇在宋代进入了中国名窑的行列。景德镇这个响亮的名称，就是因为宋真宗赵恒偏爱青白瓷，而于公元1004年的景德元年用自己的年号来命名的。一个皇帝将自己的年号赐予一个城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自然促进了景德镇青白瓷的发展。

青花瓷是一种运用钴料进行釉下装饰的瓷器。它虽早在唐代河南的巩县窑就已萌芽，但真正成熟来自元代中后期景德镇窑工的贡献。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烧制成功，既得益于宋代青白瓷的烧制基础，又得益于磁州窑、吉州窑釉下黑彩瓷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得益于此前波斯对青花钴料的运用。元代青花瓷对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青白瓷。由于青花瓷具有素雅大方、纹饰丰富、彩料不易磨损、无铅毒等优点，很快赢得了国内外各阶层的普遍青睐，并成为明清景德镇瓷器生产数量最多的品种。元代以后，以青花为主的彩瓷逐渐统治了明清时代整个世界瓷器的市场，景德镇开始真正成为中国及世界的制瓷中心。

粉彩瓷是一种釉上彩瓷，它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从康熙珐琅彩瓷器蜕化而来的。粉彩瓷器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但很快地取代五彩瓷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瓷的主流，而且也成为能够与青花瓷器抗衡的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品种。粉彩瓷的色彩丰富，有立体感，形象刻画生动细腻，给人以华丽富贵的艺术感觉，正好迎合了清代追求华丽丰满的审美思潮。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瓷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景德镇的瓷业发展空前繁盛，“    ，   ”是景德镇明清时期窑业繁荣的写照。然而，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制瓷业逐渐进入了多元争霸的时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瓷业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昔日陶瓷霸主的地位怎么也恢复不了。

（取材于曹建文、余志琴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景德镇十大瓷厂的停产，景德镇陶瓷产业随之下滑。景德镇一度出现了以工艺美术大师为市场主导品牌、以落后的小型手工作坊为生产模式的分散经营状态，产品两极分化严重，缺乏具有国际发展空间的商业品牌。

从2004年开始，景德镇创建了占地七万五千多平米的法蓝瓷工艺品陶瓷生产基地，如今已经打入56个国家和地区，市场遍布全球，达到6000多个卖点。

法蓝瓷的外形充满浮雕，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在传统工艺中，这种有倒勾倒角的外形只能通过手工完成，无法实现量产。法蓝瓷的工匠们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和改造，终于琢磨出“倒角脱模工法”，坯体表面密布短小倒角，使突出的造型能够通过模具生产，并实现量产，千百年来陶瓷量产的形状限制得以突破。这一技术也成就了法蓝瓷的核心竞争力。

法蓝瓷的设计团队是由一群喜欢探索大自然，追求真、善、美境界的艺术家组成。庄子曾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意指人可在与自然的交流互动中体会万物之美，获得生命哲学的顿悟。这是东方人所青睐的美学思考，设计师们将它贯穿于法蓝瓷的设计理念中，使作品完美融入了东方典雅的人文气质，将大自然的花草丰姿、虫鸟律动、原野奔放以立体造型呈现于作品之中。显现出的外观，就是花草摇曳、虫鸟嬉戏跃然瓷上，盈绿的树枝变成茶杯的把手，一只红嘴鹦鹉停驻在杯沿上……这样的瓷器，东方人从中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西方人则震撼于大自然的美丽。第一套“蝶舞”系列一经推出就大受西方市场认可，第二年更获得了纽约礼品展一等奖，法蓝瓷借此在国际精品礼品市场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

（取材于有仪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2019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79.10万亿元，比上年的500强企业增长了11.14%；资产总额为299.1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9.08%；共实现利润总额44864.25亿元，比上年500强增长20.7%；净资产利润率、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净利润等几项指标都稳中有升。

今年的500强企业中，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提升，专利与发明专利数量持续增加，特别是发明专利占比实现了六连升。从企业税负情况看，今年500强企业的综合税负（纳税额/营业收入）为5.12%，2016年以来这一数据实现了“三连跌”。

从今年进退榜企业所在的行业看，我国大企业群体在向产业链中高端持续迈进。今年500强企业中的金融行业企业净增8家，其中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更加完善。

先进装备制造企业成绩斐然，电力电气设备制造业、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半导体、集成电路及面板制造业都有企业新进榜单。

（摘自《2019中国企业500强发布》，《经济日报》2019年9月2日）

材料二

长江商学院大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分析，中国企业500强产业结构以及企业内部产业结构都在调整与升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步发展壮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更加完善，大企业群体向制造业产业链的中高端跃升。企业去杠杆继续取得积极成效，2019中国企业500强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3.78%，同比下降0.63个百分点；其中非银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2.66%，同比下降0.62个百分点。实体企业与银行盈利差距有所缩小，2019中国企业500强中非银行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为8.34%，提高了2.47个百分点；银行净资产利润率为12.38%，降低了0.48个百分点。

“一升一降，反映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有所缓解，如今，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未来，这种态势也有望得以延续。”李锦说。

（摘自《2019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高质量发展势头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9月2日）

材料三

（摘自《图说2019中国企业500强》，搜狐网2019年9月2日）

材料四

我国经济总体保持良好态势，但面临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迫切需要大企业更好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企业领路人弘扬新时代民族企业家精神，将责任作使命，化挑战为机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必须立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注重利用先进技术和规模效益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带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互助共进，共同发展，放眼当下，科学技术正处于新一轮大变革、大发展、大跃升的阶段，特别是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前沿创新科技正在逐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广泛而深入地向各行各业渗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瓶颈和短板，并对相关产业构成巨大潜在威胁。因此，在新形势下，为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发展，企业必须自主研发并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

（摘自《2019中国500强企业榜单观察：掌握核心技术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网界网）

宋代理学家们提倡的“节孝”观念，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至少从汉代以来，国家政府都曾经对社会上的节孝行为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到了宋代，一方面，政府基本上持续了历代政府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另一方面，理学家们为强调士大夫应注重气节的道德标准，对“节孝”观也作出了更明确的表述。然而直至宋元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旌表节孝的行为，更多的是停留在倡导个案“典型”的层面上。有学者把明以前到明代的旌表贞节行为的演变过程，形象地描述为“由典范到规范”。典范是由倡导所致，而成为规范则必须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化设计来加以保障和推行。明代在固定的审核标准下，对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旌表案件，予以定期、集体和分类处理，从而形成了明代旌表节孝的制度化、规律化和等级化，乃至演变至激烈化的特质。

与之相伴相行的是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成为明代政府所认可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这就促使明朝的许多士大夫从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和欣赏政府的旌表节孝制度。这样，明政府所推行的节孝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政策，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教化行为。在制度与教化的双重作用下，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越来越出现违反人性的激烈化特质。《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父亲眼看着女儿自尽殉夫并大赞“死得好”的故事，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并不罕见。在朱熹悟道、传道的福建地区，清代竟有胁迫寡妇殉节的风气。

“孝道”本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经过明清时期的制度化推进之后，也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道路。在上层统治者眼里，孝道的体现就是臣下的“死忠”：所谓“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天下服从一尊。就一般士庶之家而言，争取“孝行”的褒奖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正因如此，为博得孝名而导致明清时期惨无人道的“割股疗亲”行为盛行，显然也是政府对于“节孝”制度化与教化灌输的后果。

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到激烈化的歧途。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正因如此，宋代朱子及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义理”“气节”等命题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还是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以继承。

（摘编自陈支平《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在春风里

——纪念适之先生之八

陈之藩

和适之先生的谈天是一大享受，可是我跟他却常常谈不来。

比如，在哲学史大纲中，胡先生最精彩的一段是墨子。那是在北大讲堂中，使梁任公拍案叫绝赞不绝口的文章。我就跟胡先生说，我不爱墨子，我的意思是那种文章谁看得懂！他笑笑，也不说什么。

同一本书，比如荀子我是喜欢前面的，他却喜欢后面的！我曾在胡先生面前像小学生似的背劝学篇，胡先生也像小学生似的背后半本。跟胡先生谈天，有个原则，他一定要知道你曾经下过工夫，有诚实的问题，他才跟你谈，不然他就聊别的。

当我背了两段劝学篇以后，他才跟我谈荀子，他说，这都是些冠冕堂皇的文章，当然我知道胡先生的偏好还是荀子的“科学”见解。

两个人虽是谈不来，可是谈一晚上，很愉快的分别。我总是喝得醉醺醺地走到电梯，他总是送我到电梯的地方，热烈地握手，并常说他近来没有什么会，意思是愿我再来谈天，可是也不勉强我。

谈到白话文学，他的程度就不如我了。因为他提周作人，我就背段周作人，他提鲁迅，我就背段鲁迅，他提老舍，我就背段老舍，当然他背不过。

在这些白话文学家里，我们也是谈不来。胡先生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

我如果说：“不要打呀，苍蝇正在搓搓手搓搓脚呢。”他似乎就想起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忆的茫然的眼光里，我看出胡先生对朋友那份痴与爱。

“七七事变”离开北平后，他劝周作人：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道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这是胡先生的一首名诗。及胜利后，胡先生为他辩护，为他洗刷。给法院的证辞中，比较了北大的藏书，比较北大建筑的今昔。把周作人说得不仅不是汉奸，而且是个功臣。周作人坐监时，他去探监。我并未问过胡先生，但在话里，他似乎对周作人现在的情况依然很清楚。

当我听完他每次说周作人以后，即想起：“你们之中谁觉得自己无罪，可以出来打死他！”除非是个圣人，不会有胡先生那种慈悲、那种热爱、那种原谅、那种同情。

丁文江先生当上海总办，是给军阀做事，胡先生在丁传里，不知用多少话来阐述他的那个“如俟河清，当待何日”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出胡先生的辩解，实在并不是用什么理智的分析，而是那份热爱的心肠。因此，他从任何人身上全能看出长处来。

有一次，他问我说：“之藩，你知道曹锟的长处吗？”我从小学课本里就知道，所以我说：“我知道。”他说：“什么？”我说：“贿选！”

他很严肃地说，曹锟的长处是公平。因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么多走卒式的将领来。大概胡先生看过的不平的事太多了，选了半天，选出曹锟来。经他解释了曹锟所提拔起来的屠狗英雄以后，我真是佩服胡先生的用心。因为我从小学课本里灌输的成见，依然保留我对军阀的痛恨，可是我知道我们的谈不来，是我太幼稚而已。

胡先生在现代的人中，不要说在中国找不到，在外国也找不到。因此，我常用古人与他比。

我也给他写过几千言的长信，我也给他各式各样的难题，但只要问题诚恳，他总是尽量答复的。开头总是谢谢你的长信，末尾又是特别谢谢你的意思。

你看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有多诚恳，你再看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那几百字的信，最后是“非石之所敢知也”。司马光收到那样的毫不考虑、应勿庸议的回信，如何不气？

所以，胡先生有王安石的变法热情，但比王安石要温和得多。

年轻朋友去访他，胡先生总说：“你多大了？”“啊，我羡慕你呀！”

你看白居易的诗：“今日红颜欺了我，他日白发不放君！”

虽是游戏的诗，但也失去了长者的风度。

胡先生有白居易的文学技巧，但比白居易要纯厚得多。

在笔辩的文字中，在舌辩的议场中，胡先生从来未失过态，嘴里说出不堪入耳的话来。

你看苏东坡的策论中，“养猫所以去鼠，不能因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能因无奸而养不吠之狗”。

拿猫狗一类的东西当武器，是苏东坡冲动起来的败笔，但这种败笔，胡先生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觉得胡先生有苏东坡的痛快淋漓，却比苏东坡能控制自己。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春风就这样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了。

（选自《剑河倒影》，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