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材料二：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材料三：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但却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前我国大力倡扬“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直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与困惑，并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离不开“外源性”的理论资源，而且事实上，它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向“西方取经”，过于偏重这些“外源性”资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崇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90年代服膺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和詹姆斯的“永远历史性”，新世纪迷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学”。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样顶礼膜拜、趋之若鹜。举例说，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表，就无异于在国内现当代学术界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到处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话题，甚至“没有……，何来……”的句式也到处被模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应失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本范畴、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要将落脚点转移到“内源性”理论资源上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三是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文章学传统、《史记》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塑造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都可以成为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参照，并促使当代文学史家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如何回归或复活传统的叙事美学与诗学，等等。当代优秀作家已清醒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绎，也不是技术主义的炫技，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并通过“本土经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以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高贵的精神气质，引导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新高度。关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最为宏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不过，必须看到，清代“乾嘉学派”那一套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有用的，但它的琐杂考证和重学问而轻人文的理论对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则是无效甚至是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说过，文学史学科“总要发展，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期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将脱羽成熟。

（摘编自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

人，又少了一个

聂华苓

三年前，也是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我家门前。

她头发蓬乱，脸色苍黄，穿着一件空荡荡的破旧花棉袄，和一条褪色的灰布裤子，手中提着一个白布口袋。她轻轻推开我家虚掩的大门，缩缩瑟瑟地探进头来。我正站在窗口。

“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是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她没等我回答，就自我介绍下去：“我也是大学毕业的。哪，你看。”她抖着手由内衣口袋中掏出身份证来，“这上面都写着的，这是我以前的照片！”

由于好奇，我接过她的身份证。那是一个富态的中年女子的照片：光亮细碎的发鬈，整整齐齐地贴在头上，淡淡的双眉，弯在那一双满足的眼睛之上，衣襟上还盘着一个蝴蝶花扣。

我端详着那照片的时候，她就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了下去：“我先生坐了牢，我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饱一天，饿一天。我替人洗衣服，付了房钱，喝稀饭都不够！孩子们饿得抱着我哭，我只有厚着脸皮出来讨点米。我只要米，不要钱，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凭一双手吃饭的人！太太！唉！我真不好意思，我开不了口，我走了好几家，都说不出口，又退出来了！我怎么到了这一天！”她撩起衣角来拭眼泪。

我将她的口袋装满一袋米。她抖动着两片龟裂的嘴唇说道：“这怎么好意思?您给我这么多！这怎么好意思！谢谢，太太，我不晓得怎么说才好，我——我直想哭！”她淌着泪背着一袋米走了。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正站在巷口一家人家门前， 我打那儿经过。她皱缩得更干更小了！佝偻着背，靠在门框上，脸上已经没有三年前那种羞怯的神情了，咧着一嘴黄牙，阴森森地笑着，用一种熟练的讨乞声调高声叫道：“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只听得门内当啷一响，是金属落地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吆喝：“一角钱拿去！走，走，谁叫你进来的？你这个女人，原来还自己洗洗衣服赚钱，现在连衣服也不洗了，还是讨来的方便！”

那女人笑嘻嘻的：“再赏一点吧，太太，一角钱买个烧饼都不够！”“咦，哪有讨饭的还讨价还价的? 走，走，在这里哼哼唧唧的，成什么样子?”那女人的嘴笑得更开了：“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把您地方站脏了，再多给一点！”

呯地一声，大门被踢上了。那女人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然后漠然望了我一眼，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文学花盆”

铁凝

我喜欢鲜花和植物，即便不逢节日，每年也总有一些时候到花卉市场去买花，给自己，或送朋友。北京有很多大型的花卉市场，我常去的那几家，由盆栽植物列成的长龙似的一排排通道一眼望不到头，常使我觉得就像走进了停靠着许多绿色火车的大站台。在节日里，这些市场还会增添很多花卉品种，比如现在就有法国人喜爱的郁金香；初夏时节还会有被凡高画过的、同时也是法国国花的鸢尾花，让人感到神奇。这里我并不想对大家过多介绍花卉市场的热闹、丰富，我注意到的是卖花人和他们手下的商品——花之间的某种关系。

从前我一直以为，卖花的人因了常年和花朵、植物在一起，面容应该是从容而有生气的，性情也多半会诚朴安静。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的卖花人并非如此。他们［甲］、［乙］、［丙］。面对你感兴趣的一盆花朵或绿叶植物，他们不耐烦向你介绍这些花朵树木的脾气秉性，只急于那些花的出售。当你再三追问该如何养护，比如浇水的间隔时间，还有哪些花喜欢日照，哪些花喜欢阴凉等等，他们的回答则经常含混不清，他们会应付、甚至打发你似的说，怎么养都行，怎么浇水都行。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侍弄着手下尚未出售的花。他们忙着往君子兰肥厚的叶片上涂亮光油，又拿起喷壶往一株名为龙血的树上喷洒叶绿素，接着再给茶花和“仙客来”的盆子里施一点花朵鲜艳剂。经过几番化学喂养的花朵们果然精神非凡，伸着脖子摇晃着油汪汪的头，呈现出某种突击出来的不自然的亢奋

很多次，我买回家去的盆栽花或者树，一个月内就死了。而那些卖花人曾经告诉我，这些木本的植物可以一年年地活下去。还有一盆名叫瑞典口红的吊兰，柔韧的枝条上缀满毛茸茸的绿叶，卖花人让我耐心等待绿叶中“口红”(小红花)的绽放，但此花买回家不出7天就已故去。我清理死亡花朵的花盆们，才发现原来那些花盆里几乎没有土，垫在盆里的是块状的白色泡沫塑料，那些活生生的植物的根，实际上是插在了这些泡沫塑料里。然后卖花人再往花盆表面盖一层浅浅的、象征着土的土。再去买花时，我向那些卖花人揭发了他们埋在花盆里的“阴谋”，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土很贵呢，搬动起来也很重。如果我坚持要他们把花盆里的泡沫塑料拿掉，换上真实的土，他们便表现出明显的厌烦，且怨忿之情立刻挂在脸上。好像由于我这样一个顾客的多事，搅了他们划算的买卖。这更坚定了我的推测，我感觉，这样的卖花人，他们对花朵、绿树不仅没有起码的怜惜，他们对花木简直是心怀着某种粗暴的憎恨。他们忙着为花朵“涂脂抹粉”，往花盆里塞泡沫塑料，盼望的只是让亢奋的花、树快速吸引顾客，再让被买走的花、树说死就死。倘若花朵茁壮，树木平安，卖花人赚钱就失去了速度。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趣。请原谅我这番议论的不厚道。

今天的话题涉及到文学、作家和社会。有时我想，如果不恰当地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卖花人呢？――像我前边描述过的那样的卖花人？这是一个喧嚣的、求快的时代，花朵也喧嚣。这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时代：花卖了，花插在塑料上了，花死了，与我何干？而我们的有些文学，因了时代的种种诱惑和市场的高声催促，又正如那些涂亮光油，打叶绿素，铺泡沫塑料的盆花一样，亢奋、光鲜，却说死就死。我们的有些作家，也正像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卖花人一样，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花盆”，却并不爱花。

新年时我读到法国作家热拉尔•马瑟先生的散文《年轻人与死神》，其中有一小段叙述令我感触深刻，他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再次领略到东方人描写命运的方式：没有长篇累牍的叙述，只有一个悄悄的手势或几颗书法字。命运的警示似闪电一划而过，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是作家用几“颗”书法字来形容东方的文字，而不是几行、几段。在这里，“颗”得到了强调，我突然意识到这强调的宝贵——我的母语，汉字的宝贵。一颗珍珠，一颗钻石，一颗种子，一颗星星．．．．．．一颗汉字。进而我想到，我们必须重视文字和语言对于一个作家的宝贵。那些打动我们灵魂、呼唤我们思想的文字不可能是涂满亮光油的、扎根在泡沫塑料里的植物，它们的根系只能谦逊而执着地深埋在厚实的泥土中。就作家所应秉持的信念而言，文字有时的确比生命更重要。不要像卖花人打发花朵那样慷慨“施肥”，不要优待的虐待。面对有难度的文学，有时我们同样需要节制和吝啬，需要尊重文学的本意，就像卖花人应当尊重花朵生长的本意。

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学？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要读诗和小说？也许那是因为文学能够呼唤出潜伏在你心中诸多你所并不深知的情绪，从而激起你多样的思想或某些隐秘的美感。你因思想而欢愉，你因欢愉而思想。这时的思想就如中国诗人西川所言：“思想不是填空练习，思想是另起炉灶。思想到极致的人，即使也悲观厌世，他也会独自鼓掌大笑。”

若真能如此，就算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扎克伯格所创办的facebook（中国译为“社交网络”）以每个月2500万加入者的速度递增，就算全世界已有6亿活跃人数被facebook的梦想和价值所吸引，面对如此蓬勃的“注意力经济”，文学的前景也不一定太过糟糕。但是，当作家不断企图用如前所述的那些“文学花盆”来打发读者时，文学首先会向作家说再见，接着作家将会被今天的每分钟都有新创意的社会所抛弃。

因此我说，作者要有文学野心，同时要对自己充满警惕。

吴文俊的数学世界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三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向来是以兴趣为先导来读书的。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946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远。所以不能忽略学习，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习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地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迂腐，吴文俊不但不迂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7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功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方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①1974年，吴文俊转向中国数学史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创了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点的数学机械化之路。他提出的“吴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基于“计算”的传统，与通常基于逻辑的方法根本不同，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S.穆尔说：“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

（黄婷、邱德胜《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吴文俊》）

②一般说来，吴教授的工作，都是独辟蹊径，不袭前人，富有创造性的。

（陈省身为吴文俊颁发杰出科学家奖时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