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使古村落不仅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①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正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的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①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当代上海文明形态建构的重要基础

①这些年来，种种关于“老上海”的研究、小说、照片大为兴盛，其深层的思想底蕴，在于人们注意到了近代海派文明不应当只是封存于档案馆和博物馆的片断，而要与上海文明形态的当代建构相衔接。这是必要的，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今天上海的文明形态和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海派文明有着历史的连贯性。但当代上海文明形态的建构，如果只考虑与近代海派文明的衔接，将是有严重缺陷的。

②近代海派文明____是在西方文化、本土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生成的，____其主要形态则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为价值导向，所谓“十里洋场”就是这种文明形态的形象写照。“洋派”是近代海派文明的重要含义。以区域文明而言，上海原本就比较稀薄的传统文明积淀，在近代海派文明的冲击下，较早受到瓦解，如今在现代化快速行进中，则留存无几，而现代文明衍生的种种不和谐正日益突出。

③中华文明的复兴，从文明的历史传统来说，儒家礼乐文明是最主要的源头。就一般意义而言，儒家认为礼和乐的社会功能是“乐统同，礼辨异”（《礼记·乐记》）。可以说，儒家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最重要的形态。当代上海和谐社会文明形态的重要建构基础，应当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近代海派文明的互补。

④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以群体和谐作为理想的人际关系。孟子的“复井田”就表达了这一点：“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礼乐文明反映了这种理想。礼体现等级秩序，而等级关系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和紧张，因而《礼记·乐记》说“礼胜则离”。于是需要具有增益人际相亲相爱关系的乐与之相匹配。礼乐并提，体现了“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理念，而以群体和谐为价值指向。

⑤近代海派文明中则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因。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这种“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的文明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注重个体界限。近代海派文明正是如此。上海在人际关系上普遍流行的原则是：“关侬啥事体”（管你什么事）、“跟侬不搭界”（和你没关系）。这样的原则得到市民的认可，表现了人际关系上“各管各”的价值取向。

⑥儒家礼乐文明重群体和谐，在人际关系上看到了主体间融洽与合作的重要，但其中存在着排斥个体主体性的弊端，其表现就是否认存在私人权益界限的正当性。海派文明重个体界限，在人际关系上，既有尊重个体选择，维护个人权益的积极方面，又有缺乏个体间关怀、整合，容易为琐碎小事斤斤计较的消极面。显然，建构健康的当代上海文明的基础性工作应当是这两者的互补。

⑦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儒家礼乐文明强调节俭。“俭”是儒家的重要德目，子贡称赞孔子“温、良、恭、俭、让”，儒家提倡的“孔颜之乐”，包含了对粗茶淡饭、简居陋衣生活方式的肯定。俭的对立面是奢，因此儒家礼乐文明把尚俭与戒奢相联系。

⑧近代海派文明的日常生活方式是追求时尚，“时髦”成为它的外在特征。“时髦”一词就是由近代海派文明叫响的，20世纪30年代，“摩登”成为比“时髦”更加时髦的词语，从“时髦”到“摩登”，表明海派文明形成了喜欢标新立异（这是时髦的主要含义）和推崇流行名牌（这是摩登的主要含义）的消费生活方式。时髦和摩登是以广告为旗帜的，正是霓虹灯闪烁的广告，塑造着近代海派文明时髦和摩登的消费偶像。重节俭体现了对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的珍惜，也体现了不以物质享受为人生追求的境界。上海市民（尤其是女性）喜欢的“逛马路”，往往不是为了消费，而是或在展示自身时尚打扮的个人风格中体验个性化生活的魅力，或在观赏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时感受生活里变幻不定和多元丰富的色彩。如何在重节俭和重时尚中求得平衡，显然是构建当代上海文明形态必须面对的。

⑨就文化生活方式来说，儒家礼乐文明推崇的是悠闲。儒家通过琴棋书画、读书吟诗来表达情感，但并非任感官欲望自由泛滥，而是以礼节之，以乐导之，由此陶冶道德情操，体悟宇宙人生之大道。悠闲自在是为了静观万物而思虑贯通天地内外之道，达到豪雄的精神境界。儒家礼乐文明的悠闲文化生活方式，简言之，是在高雅中渗入教化，即诗教或乐教。高雅固然显示出脱俗的品位，但也表露了精神贵族的气息；教化固然是理性对自然本能的提升，但也往往导致了文艺成为道德说教。

⑩近代海派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则以娱乐为主旋律。近代海派文明创造的文化品牌，很多是走娱乐路线而风行的，从既是茶馆又是戏院的戏园到集吃喝看戏取乐于一身的“大世界”，再到表现市井小民悲欢俚俗的滑稽戏，从《点石斋画报》到《良友》画报，再到连环画风行，从竹枝词到鸳鸯蝴蝶派小说，再到明星选美，无不如此。它们的特点是：通俗易懂而无需深思静想，注重感官刺激和视觉图像。前一特点在带来大众性的同时，往往也产生了肤浅和庸俗，上海曾是鸳鸯蝴蝶派大本营，正凸显了这种弊端；后一特点在消解道德说教束缚的同时，也容易走向对自然本能的放纵和非理性的狂野。因此，重悠闲与重娱乐的互补，将使当代上海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更加健康。

当下文学创作最大的挑战是,有了生活积累的厚度,却缺乏思想观念的穿透力,往往停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阶段。

有的作者不缺生活积累,他们常年固守在生活的黄土中,像农民一样苦作耕耘,其中不乏高产的能工巧匠,却难得有更高水平的突破。不少作品,有生活,却无新意;忠实于写实,却呆板没有灵气;会讲故事,却不会提炼意义;即使能够读下去,却很难再回味。对这些作者来说,有了生活积累却不一定会有好作品。缺乏足够的思想储备,即使是专业作家“身入”到生活中,由于未能“心入”,同样会陷入惯性写作或复制生活的困境,难有大的突破。

当下文坛思想的贫乏,已成为不断滋长的倾向。文学对思想的疏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过去的文学政治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警觉。政治过多地干涉文学固然有问题,但过度“去政治化”以致疏离思想性,就又酿成新的恶果。

在一些人眼中,这个时代一切服从并依赖经济,对思想的需要已不那么迫切了。的确,在一个社会冲突缓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深挖社会题材的文学丧失了新奇感和震撼力,因而易于“弃思”而趋向技术性、娱乐性。社会生活的安宁、温馨、闲适也促使人们转向注重文学的娱乐功能和“玩技巧”。但文学的“过度娱乐”,会损害一个民族智力的健康。

文学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的艺术形象融为一体的。肯定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其艺术价值的肯定。作家的思想秘密就隐藏在“怎么写”、“写什么”的艺术话语中。愈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度愈高,而且,在这种融合中,其思想性的生命力往往占据更突出的地位。仅就审美感觉的细腻、文笔的优美、生活积累的厚实、学问的专精等而言,现代作家中与鲁迅相当甚至超过者不乏其人,但却无法与鲁迅媲美,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无人比肩。

要在变幻的生活流中做出深层艺术真实的发现,更需要仰仗思想的穿透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生活写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为娱乐而娱乐的“背朝天”式的写作,往往局限于思维或材料的自身,难以超拔而出,给人以“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精神震撼和思想提升。

回头看,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向前看,新世纪文学的辉煌同样离不开思想的支撑。对作家来说,生活的“黄土”永远是文学的源泉,但必须用心灵去审视和耕耘,才有可能产生“天高地厚”的文学经典。每一次对生活的新发现,每一次艺术上的新突破,都以思想上的突破为先导。思想有深度,文学才有力度。

(摘编自江岳《思想有深度,文学才有力度》)

瓦尔登湖：一个人的风景

维新

16年前的春天，当我还是大二学生时，渴望“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明天的渴望成了永远的渴望。他身边遗留的四本书中，有一本是梭罗的《瓦尔登湖》。9年前，《瓦尔登湖》的中文首译者徐迟先生又在抑郁中告别了尘世，不知道他生命中还有多少渴望没有实现。我不知道他们与瓦尔登湖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有一点儿是可以肯定的，瓦尔登湖是他们心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梦。

3年前，当我来美国工作后，我就想有一天一定要到那个安静的湖边去散散步。但随着时光的逝去，我与所有的都市人一样，在奔波的生活中竟然抽不出一天闲散的时间，我感觉瓦尔登湖也渐渐成了我心中一个不可实现的梦。今年6月里的一天，我终于推开了所有事情，从波士顿驱车前往瓦尔登湖，不仅是为了圆许久以来的梦，也是想在繁忙的生活中给自己一天放松的时间来冥想生命。

一个半小时后，我抵达了瓦尔登湖。当我真的踏上湖边那湿润的土地后，心情竟然久久难以平静。我不仅想到了梭罗，也想到了海子、徐迟，甚至想到了三毛，想他们真应该到瓦尔登湖来看看，那样也许他们就不会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哲人说，主动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大都不堪生活的重负。而在瓦尔登湖边，我感觉到生活就像一滴水一样简单。

150年前，28岁的梭罗摆脱生活中的所有羁绊，来到林木环抱少见人迹的瓦尔登湖畔，靠一柄借来的斧头，伐木造屋，掘地种粮，过一种最朴素最简单的生活。他吃湖里钓上来的鱼和自己种出来的豆，不吸烟不饮酒。他精确计算出维持最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花费：造屋用去29元1角2分，生活一周需2角7分……这样推算下去，他发现一年中只需要工作6个星期，就能挣足维持健康生活所需的金钱。他每天的日程是读书、思索和写作，用大量的时间享受自然。

遥想梭罗的生活，我感到惭愧之极。这么多年，我从北京到上海，从纽约到波士顿，经过多年打拼，在很多人眼中也渐渐算成功人士了，不仅有房子有车，还有着不错的年收入，存款也在日渐增多，但拥有的这一切并没有使我的心灵真正安稳下来。我每天还是不停地工作，想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日子。站在瓦尔登湖边，我真切地感悟到生活中的“更好”永远是彼岸，真的应该像梭罗那样简单地生活在当下。梭罗在湖边共生活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实验：遵循本性生活，确定什么是生活中真正必不可少的。他说：“身处发达的物质文明中却经营一种原始的流放式生活，这么做也许会有许多收获。”

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写出了传世的不朽之作《瓦尔登湖》。在这样的心境下流淌出来的文字，自然平静深湛，如微风徐徐吹过的瓦尔登湖面。

来瓦尔登湖，怎能不去看这间世界闻名的小木屋呢？小木屋离湖畔很近，顺着蜿蜒的湖畔走上几分钟就到了。眼前的小木屋显示出一种原始的感觉，班驳的白桦木透漏出岁月的沧桑。推开散发着古朴意味的木门，看到小小的木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三把椅子，真是太简陋了，很难想象梭罗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了两年，寻求着一种极致的简朴生活。他以一种近乎英雄主义的孤身生命体验，证明一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其实真的很少很少，并设想用自己的生命感悟去阻拦文明人迅速滑向奢侈的陷阱。

在瓦尔登湖周围缓缓散步，我渐渐安静下来，渐渐体验到当年梭罗接近自然、接近生活中最简单原则的生命感悟，我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升华。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瓦尔登湖，那是一个梦，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们才一直苦苦追寻。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而梭罗则选择了简单和淳朴，选择了瓦尔登湖的宁静。于是他便看到了忙碌生活背后人们所忽略的美景，便悟出了张开怀抱真诚面对大自然的意义。他说：“我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是生活会教给我、而我却没有领悟到的，想知道假如我不到这里的话，当我临终的时候，会不会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毫无察觉。”

陈学俊：工程强国梦 一世西部情

陈学俊院士是我国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能源动力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为我国能源动力工程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结缘交大：创建我国锅炉专业

1946年7月，陈学俊以优异的成绩获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于1947年3月回国，决心为祖国建设服务。

陈学俊院士回国后即任交通大学教授，他认为，要独立自主发展我国动力工程工业，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必须有所创新，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必须培养高层次人才。

1952年，陈学俊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锅炉专业，1979年主持筹建了我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1980年主持建成国内唯一一个压力可达超临界压力的汽水两相流试验系统，1992年，他领导建成我国能源动力领域内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领导该实验室针对我国能源动力工业发展中的安全、高效节能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陈学俊对我国锅炉工业发展及制订能源与动力技术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陈学俊参与指导上海锅炉厂等一些电站锅炉设计及我国第一台直流锅炉设计。倡导发展超临界压力机组，主持进行60万千瓦超临界压力机组初参数选择的研究，提出研究报告。

20世纪70年代他主持并与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解决了上海南市电厂直流锅炉的严重脉动问题，并对上海锅炉厂生产的我国首台30万千瓦压临界压力锅炉设计进行了理论计算。

80年代他提出“能源工业必须进行科技改革”，提出工业锅炉大型化、火电机组近代化、城市煤气化、工业窑炉高效化及机车电气化等问题并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论证，为国家能源技术政策所采用，获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颁发的“有重要贡献奖”，载入国家科委蓝皮书。对机械工业技术政策提出“发展机械工业基础技术的几点意见”也载入国家科委蓝皮书。

1948年，陈学俊组织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热能工程方面的刊物《热工专刊》，194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燃气轮机著作—《燃气轮机》。1950年他出版了《蒸汽动力厂》，1952年出版了《实用汽轮机学》，以后又相继出版了《锅炉学》（上、中、下）、《锅炉整体》《锅内过程》《锅炉原理》等10余部动力工程教材和专著。

80年代及90年代初，陈学俊结合科研及研究生教学工作，又主编了《锅炉原理（上、下）》，编著了《能源工程概论》《两相流与传热—原理及应用》《汽液两相流与传热基础》，及英文版《Two—PhaseFlowand-HeatTransfer》等著作，其中《锅炉原理》获机械委优秀教材二等奖，《两相流与传热—原理及应用》获第六届中国图书二等奖。

举家西迁：交大西迁中最年轻的教授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整体迁往西安。陈学俊和夫人袁旦庆坚决拥护西迁决定，陈学俊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讲了迁校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坚决主张动力机械系全迁西安。在交大校委会上，陈学俊代表交大九三学社组织表态拥护交大西迁。

1957年9月，陈学俊和袁旦庆带着4个孩子，乘坐交大第一批基础技术课与专业课教师的专列由上海来到了西安，他们将全部家具及行李等带到了西安。

临行前他们将自己购置的两间房屋交给了上海市房管部门。很多人都对他们夫妇说：“太吃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是陈学俊夫妇认为，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对房子有所牵挂。

20世纪80年代末，陈学俊等老一辈科学家认识到动力工程多相流研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能源动力、石油化工工业中的重要作用，申请在西安交通大学建设我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1992年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

在陈学俊的带领下，经过多年努力，实验室形成了一支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在我国能源、动力、石油、化工及环境等行业的科技进步中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

育人不倦：培育人才桃李天下

自步入教育领域，陈学俊亲自教过的学生有2500多人，可谓人才辈出，其中有多人成为两院院士。1955年9月，交通大学锅炉专业开始招收两年制研究生，陈学俊指导的林宗虎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对西安交大院士师生被传为佳话。林宗虎说他取得的成就都得益于陈学俊的培养。

除了对学生的悉心教诲，陈学俊还捐出大量资金奖励莘莘学子。1996年，陈学俊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10万元奖金，分赠给了安康希望工程和西安交通大学，以设立研究生奖学金。2006年，陈学俊院士又在学院内设“陈学俊优秀奖学金”，至今已奖励学生百余人，发放奖学金几十万元。2016年，在交大120周年校庆之际，陈学俊再次向学校捐款20万元。

他还经常以自己历尽坎坷、刻苦求学的经历和“工程救国、科学救国”的信念，勉励学生珍惜宝贵年华和幸福生活，勤奋学习、勇于探索、为世界之光。

（选自《陕西科技报》，2017年7月7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