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郑谷改诗的故事，给我们以很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还可以从古典诗词中，找出“一”字的许多用法，诗人们赋予它以种种特殊的表现力。前面谈到的《早梅》诗，表现的是一种凌霜傲雪，蓓蕾初放的意境，人们在深雪覆盖之下，感到生命的力量，看到新生的象征。但是，在另外一些诗中，“一”字却被用来表现孤傲、突出的形象，例如传说为王安石所作的“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就属这一类。这两句诗写的是春色，动人的春色比比皆是，作者独选择了“浓绿万枝红一点”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使得动人的春色集中在“红一点”上表现出来，构成非常鲜明出众的艺术形象，形成意在言外的艺术意境。好就好在这“一点”，如果是“红万点”，恐怕就没有韵味了。“动人春色不须多”，是“红一点”的说明，它也包含着深刻的美学意义：审美趣味是多样化的，百花盛开，百鸟争喧，乱云飞渡，万众高歌，这些场面会给人一种欢快热烈的美感，也许，那是属于阳刚之美吧？但是，用“一”字去表现的种种境界，却使人感到另外一种美。这种美的意境，往往使读者感到或幽静凄凉，或超群出众，或清高孤傲，或闲适雅致，也可以说是属阴柔之美。其特点是含蓄蘊藉，饶有余味，“一”字在此，具有“以少总多”“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

（选自张文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灯火的温情

叶延滨

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呆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幢幢，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阴，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搜索，直至一盏灯像萤飞进心田，猛地点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

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泰然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处黑暗而不惊，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因为无知，反而坦然地生活于黑暗中，哪管死神正盯着自己。

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带给我们的刺激。有时候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没有一张嘴对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真是“荒野无灯”。沉沦往往从这一刻开始，酗酒是常用的方式，借以逃出这一片荒野。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诬、疾病等等，对其他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方式也会各异。

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平气和地垂钓，是一种境界，能够不与人为伍的独钓又是一种境界，而能在绝灭孤独之中钓寒江之雪，乃是最高境界。以前老师讲课总说这是诗人失意心态的写照。其实，人很难不失意，失意时不失人格，不失风骨，不失高洁，才可独居寒冷的江峡中，成为高天银雪世界的唯一自持者。假如你在蓑笠翁的位置，会如何呢？我曾问自己。我说，我不如他，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唤我归去的灯……

（文章有删改）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