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东栅

张会芬

东栅，是乌镇东边的一条街。2005年，我初到乌镇，进大门便看到几只乌蓬船泊在澄碧的河里，河边青檐黛瓦的房子静默如画。镇中心有一个戏楼，往西是西栅，东边即东栅。长而弯曲的石板路，错落整齐的老房子，就那么静静地在我面前延展，我一时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故乡。

在被岁月磨洗得光滑洁净的石板路上，我独自慢慢走，慢慢品味着每一道厚实的木门，每一扇木格窗户。悠长的小巷深处，低矮安静的门楣里，一定深藏着无数的沧桑与故事。林家铺子里寂静无人，柜台上光溜溜的，静默的物什无声地暗示着曾经的热闹。茅盾故居就坐落在林家铺子斜对面，走进去仿佛就把满屋子的书香带在了身上。

河边的木板房里，有几家店铺。一位老太太坐在柴火灶前卖点心，热气腾腾的蒸锅上，是用荷叶包着的粑粑。我买了一个剥开来吃，那淡淡的甜味、清清的荷香让人回味隽永。临街住房的门半掩或敞开，里面的人说话声音极小，有老人躺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有女子低头缝着蓝花布包……我的脚步不想迈动，真想留下来享受这静谧安适的日子。

东栅尽头，几个女子在河边浣衣，小孩子们欢快地跑来跑去。我伫立在廊桥上，左岸回廊人迹寥落，中间河水碧澈如镜，右边民居似水墨画。在渐渐退去的夕辉中、乌镇就如一位恬静的古典女子，着蓝花布衣，坐在河边默默与我对视。我读出了她的简静，安详，内敛，而她也仿佛看出了我的芜杂，浮躁，虚荣……我竟不敢与她长久对视，于恋恋不舍中落荒而逃了。

2010年夏再到乌镇，恰逢上海举办世博会，许多游客蜂拥而来。素净的乌镇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河边，街上，小巷，桥头，到处充斥着导游沙哑的声音、游人的吵嚷和攒动的人头。窄窄的石板街上，游人挨挨挤挤，前脚抵着他人的脚跟，后脚可能被人踩掉了鞋子……乌镇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显得喧嚣和烦躁。

东栅临街的人家大门紧闭，似已没人居住的房子杳无生气。河边也消失了浣衣的女子和玩耍的小孩，而那河水，已由澄碧变成黯深的绿。踩在东栅的小街上，我似乎听到青石板的哭泣。有导游说，西栅已将临街临河的房屋改造成了度假村，供游客住宿玩乐……我咽喉发干，心底苦涩，脚步随着人流匆匆向前，只想快速逃离。

梦中的故乡没有了。乌镇这位江南静女，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前行，已变得面色黯淡，妆容不整，她似乎也逃不出周庄的宿命。在人们从文化遗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许多美好的事物也随之慢慢消逝。

再见了，我的东栅！你已渐行渐远，我只能在记忆里把你留存，由此而来的思念却越来越浓。

（选自《短篇原创文学·散文精选》有删改）

习知水利，巧思绝人﹣﹣郭守敬

郭守敬出身书香门第，父早逝，祖父郭荣，精通数学、天文、水利等多种在13世纪尚属先进的自然科学。郭守敬出身于书香门第。在郭荣的影响与教育下，郭守敬自幼勤奋好学。他从小就喜欢观察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制作仪器。把书上学来的知识，落实到实践中去。在十五六岁时，他就根据得到的份“璇玑图“，扎制了“竹浑天仪“，用以观察星空，并且将观测所得绘成图，记在纸上。

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祖父又将郭守敬送到自己的好友刘秉忠门下深造。刘秉忠学识渊博，精通《易经》，深谙天文、算术、律历等各种知识。从此，郭守敬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学习生涯，他聆听当代大儒教诲，刻苦学习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方面科学知识。

郭守敬非常重视学以致用。他认为，学来的知识不应用，束之高阁，不仅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空泛谈论的学风。当时邢州城北的河流，泥沙漫流，淤塞河道，淹没了河中石桥，行路人只能涉水而过。郭守敬认真考察现场，审度地形地貌，查看水流方向，进行精确计算，指明方位，挖出了完好的小石桥。他又命人疏浚河道，便利了交通，使周围几百亩农田得到灌溉，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恢复。这一工程，只征调了400名民工，利用冬季农闲的40天就完成了。省时省工又效益显著，郭守敬一时名声大震，这一年他年仅20岁。

1262年，忽必烈继汗位，郭守敬经推荐，得到召见。郭守敬根据多年的治水经验，召陈水利“六事”，深受忽必烈赞赏，被提拔“提举诸路河渠”，负责全国佛道的梳理修复工作。他提出并主持引燕京西北玉泉山下迸涌出来的泉水入京，是其为北京水利所建第一功，也是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玉泉水利的最早记录。从元代到解放初期，玉泉之水一直是北京城市用水的主要水源。

1264年，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在北京展开。为了恢复漕运和打通建筑材料的水上运输，郭守敬又提出和实施了永定河济运工程。他总结金朝引水失败的教训，在金口至北京段开一条宽大且深的溢洪道，解决了洪水泛滥问题，永定河这一典型多泥沙的大河害，被合理开发运用，这在永定河历史上是空前的。

1272年，忽必烈定都北京。为解决城内用水、用粮难题，忽必烈起用年过花甲的郭守敬。

郭守敬已在北京生活30年。30年来，在编制新历，主持太史院工作期间，公务再忙他也没有忽视对大都及附近地区的地理、水文情况的勘察和关注。经过深思熟虑和多次实地勘测，他提出了一个周密的规划，沿北山白浮泉水西流，再掉头南流，经昆明湖而会高粱河，流入积水潭，再引水西流，和并入运粮河道，东流入通州，形成新的运输网络，使南来的粮船直抵都城。1293年8月，工程全线竣工。据史料记载：“工既成，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乃赐名通惠”。通惠河修成后，不仅解决了漕运问题，而且扩大了都城水源，增强了南北物资交流，对当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惠河自竣工通船，为北京服务了600多年。

郭守敬不仅在水利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华，而且在天文、历法等领域亦有着突出的贡献。元朝初年，沿用的金朝《大明历》误差较长，往往有“前日中秋节，今宵月方圆”的现象息，郭守敬受命负责改革《大明历》的编纂。他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为此，郭守敬研制出简仪、候极仪和央仪等18种仪表。其中简易仪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同类仪器早300多年。1281年新历里《授时历》颁布实施，以365.2425天为一年，较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差26秒，与国际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周期相同，但《格里历》晚了301年。

（作者：元夕。原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郭守敬，河北邢台人，中国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利、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他一生科技成就有二十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天文学组织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和太空中编号为2012号的小行星分别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

（郭守敬纪念馆）

②郭守敬的正确指导思想，是治水成功的前提条件。郭守敬在治水过程中，始终贯彻灌溉、防洪、漕运三位一体的指导思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赵建坤、孟朋文《浅谈郭守敬治水成就及成功经验）

“文学花盆”

铁凝

我喜欢鲜花和植物，即便不逢节日，每年也总有一些时候到花卉市场去买花，给自己，或送朋友。北京有很多大型的花卉市场，我常去的那几家，由盆栽植物列成的长龙似的一排排通道一眼望不到头，常使我觉得就像走进了停靠着许多绿色火车的大站台。在节日里，这些市场还会增添很多花卉品种，比如现在就有法国人喜爱的郁金香；初夏时节还会有被凡高画过的、同时也是法国国花的鸢尾花，让人感到神奇。这里我并不想对大家过多介绍花卉市场的热闹、丰富，我注意到的是卖花人和他们手下的商品——花之间的某种关系。

从前我一直以为，卖花的人因了常年和花朵、植物在一起，面容应该是从容而有生气的，性情也多半会诚朴安静。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的卖花人并非如此。他们［甲］、［乙］、［丙］。面对你感兴趣的一盆花朵或绿叶植物，他们不耐烦向你介绍这些花朵树木的脾气秉性，只急于那些花的出售。当你再三追问该如何养护，比如浇水的间隔时间，还有哪些花喜欢日照，哪些花喜欢阴凉等等，他们的回答则经常含混不清，他们会应付、甚至打发你似的说，怎么养都行，怎么浇水都行。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侍弄着手下尚未出售的花。他们忙着往君子兰肥厚的叶片上涂亮光油，又拿起喷壶往一株名为龙血的树上喷洒叶绿素，接着再给茶花和“仙客来”的盆子里施一点花朵鲜艳剂。经过几番化学喂养的花朵们果然精神非凡，伸着脖子摇晃着油汪汪的头，呈现出某种突击出来的不自然的亢奋

很多次，我买回家去的盆栽花或者树，一个月内就死了。而那些卖花人曾经告诉我，这些木本的植物可以一年年地活下去。还有一盆名叫瑞典口红的吊兰，柔韧的枝条上缀满毛茸茸的绿叶，卖花人让我耐心等待绿叶中“口红”(小红花)的绽放，但此花买回家不出7天就已故去。我清理死亡花朵的花盆们，才发现原来那些花盆里几乎没有土，垫在盆里的是块状的白色泡沫塑料，那些活生生的植物的根，实际上是插在了这些泡沫塑料里。然后卖花人再往花盆表面盖一层浅浅的、象征着土的土。再去买花时，我向那些卖花人揭发了他们埋在花盆里的“阴谋”，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土很贵呢，搬动起来也很重。如果我坚持要他们把花盆里的泡沫塑料拿掉，换上真实的土，他们便表现出明显的厌烦，且怨忿之情立刻挂在脸上。好像由于我这样一个顾客的多事，搅了他们划算的买卖。这更坚定了我的推测，我感觉，这样的卖花人，他们对花朵、绿树不仅没有起码的怜惜，他们对花木简直是心怀着某种粗暴的憎恨。他们忙着为花朵“涂脂抹粉”，往花盆里塞泡沫塑料，盼望的只是让亢奋的花、树快速吸引顾客，再让被买走的花、树说死就死。倘若花朵茁壮，树木平安，卖花人赚钱就失去了速度。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趣。请原谅我这番议论的不厚道。

今天的话题涉及到文学、作家和社会。有时我想，如果不恰当地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卖花人呢？――像我前边描述过的那样的卖花人？这是一个喧嚣的、求快的时代，花朵也喧嚣。这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时代：花卖了，花插在塑料上了，花死了，与我何干？而我们的有些文学，因了时代的种种诱惑和市场的高声催促，又正如那些涂亮光油，打叶绿素，铺泡沫塑料的盆花一样，亢奋、光鲜，却说死就死。我们的有些作家，也正像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卖花人一样，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花盆”，却并不爱花。

新年时我读到法国作家热拉尔•马瑟先生的散文《年轻人与死神》，其中有一小段叙述令我感触深刻，他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再次领略到东方人描写命运的方式：没有长篇累牍的叙述，只有一个悄悄的手势或几颗书法字。命运的警示似闪电一划而过，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是作家用几“颗”书法字来形容东方的文字，而不是几行、几段。在这里，“颗”得到了强调，我突然意识到这强调的宝贵——我的母语，汉字的宝贵。一颗珍珠，一颗钻石，一颗种子，一颗星星．．．．．．一颗汉字。进而我想到，我们必须重视文字和语言对于一个作家的宝贵。那些打动我们灵魂、呼唤我们思想的文字不可能是涂满亮光油的、扎根在泡沫塑料里的植物，它们的根系只能谦逊而执着地深埋在厚实的泥土中。就作家所应秉持的信念而言，文字有时的确比生命更重要。不要像卖花人打发花朵那样慷慨“施肥”，不要优待的虐待。面对有难度的文学，有时我们同样需要节制和吝啬，需要尊重文学的本意，就像卖花人应当尊重花朵生长的本意。

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学？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要读诗和小说？也许那是因为文学能够呼唤出潜伏在你心中诸多你所并不深知的情绪，从而激起你多样的思想或某些隐秘的美感。你因思想而欢愉，你因欢愉而思想。这时的思想就如中国诗人西川所言：“思想不是填空练习，思想是另起炉灶。思想到极致的人，即使也悲观厌世，他也会独自鼓掌大笑。”

若真能如此，就算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扎克伯格所创办的facebook（中国译为“社交网络”）以每个月2500万加入者的速度递增，就算全世界已有6亿活跃人数被facebook的梦想和价值所吸引，面对如此蓬勃的“注意力经济”，文学的前景也不一定太过糟糕。但是，当作家不断企图用如前所述的那些“文学花盆”来打发读者时，文学首先会向作家说再见，接着作家将会被今天的每分钟都有新创意的社会所抛弃。

因此我说，作者要有文学野心，同时要对自己充满警惕。

材料一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两翼，科技创新引领人类生产生活技术变革，科学普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决定知识流动的效率，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素质成为当代人基本素养的一个标志，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队伍，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科学普及是一项打基础的工程，要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思想的传播，通过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科学普及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有久久为功的劲头，加强制度建设，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崇尚的文化环境。

——摘编自社论《共促科学素质建设，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科技日报》2018年9月28日）

材料二：

2006—2016年我国国家级区域科普能力发展指数走势

（注：）科普能力发展指数是根据科普人员、科普经费、科普基础设施、科学教育环境、科普作品传播秋普活动共6个指标，采用基于标准比值法的综合评价而得出的。

——（摘编自王康友《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17-2018）》）

材料三：

中国北京首届昆虫艺术科普展开放首日，观展人次就突破5000；重庆科技馆人气高涨，趣味科普实验《无形的力与吹出来的科学》《给你点颜色看看和神奇的指纹》和《魔术背后的科学》场场爆满……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文化科普类场馆深受广大游客青睐，科普出游人流暴涨。在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文化、艺术、旅游等元素交相辉映，打开了科学素质建设的广阔空间。国庆科普游的火爆，一方面说明目前我国公众的科普意识正在增强，科普氛围日益浓厚，公众对于科技知识的需求旺盛，需要有更多高质量的科普活动来满足需求。另一方面，VR、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展大量举办，恰恰证明了我国的创新能力正在逐步提高。

——（摘编自谭敏《国庆科普游火爆说明了什么》广州日报》2018年10月10日）

材料四：

公民科学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到公民个人的生活，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公众的价值观和对许多公共事务问题的看法。尤其在新媒介和微传播繁荣兴起的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公众理解科学已经成为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今后需要借鉴科学知识和思维才能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无疑会越来越多，涉及领域也会越来越宽泛。但是，以往科学普及侧重民众科学知识的补给，而对公民应用科学能力的培养相对不足。当然，这与当时我国科学发展所处阶段以及公民科学知识水平整体偏低有关。现在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公民科学素质是一种知识与能力的综合表达，能力应该是素质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因此，当前科普工作的重点应当促进公民从“知识学习”向“能力应用”转化。显然，这种转化是一个由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变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文化建设可以借助“润物无声”的文化渗透力，有效激活民众亲近科学的自觉自发性，有利于为这种转化构建理想的场城条件和社会氛围。

——（摘编自郑念《科学文化建设：现实需求与未来走向》，《科学与社会》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