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

余秋雨

①一位友好的美国音乐人说：“每个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文化孤立。”

②的确，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吗？其实不是，拿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博览会来说吧，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据民意测验，在“最想去看的馆”中，中国馆排在第二位。我去看过汉诺威世博会的中国馆，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很少有人在某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观众一般需要排队等候参观，法国馆三小时，日本馆四小时，而中国馆却基本不需要等待。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申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这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必须认真面对。

③第一，我们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在汉诺威世博会上，德国馆大厅是一大堆未完成的德国伟人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德国人那么骄傲，却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它们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动价值。

④第二，实际上，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正如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因此，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⑤第三，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文化本身的支点。

⑥第四，最近几年不少官员和文人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⑦我记得，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惊喜发现，是通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他早年就读过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其实，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过什么官方话语，而是通过歌德、贝多芬、巴赫。

⑧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利玛窦、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几位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节选自《环球时报》

西湖梦（节选）

余秋雨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游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观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湖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是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为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到杭州。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才子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

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到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永恒的坐标

终于来到奥林匹亚。

没想到这个全人类的体育圣地会有这么好的风景，在快要到达之时就已经是密树森森、清溪浅浅，道路、房舍也变得越来越齐整，空气中洋溢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自然的清香。一脚踏入圣地，你一定会猛然停步，因为被一种阵势吓着了：无数苍老的巨石，不管是当年的楼础、殿基还是雕塑，全都从千年的颓废或掩埋中踉跄走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道两旁。就像无数古代老将军烟尘满面地站立着，接受现代人的检阅。

这条大街看不到尽头，只知道它通向一个最简单的终点：为人类的健康。

见到了宙斯殿和希拉神殿，搞清了古代每次运动会前点燃圣火的路线，抬头仰望昂首云天的无数石柱，不能不承认，健康是他们的宗教。

走进一个连环拱廊，便到了人类黎明期最重要的竞技场。跑道四周的观众看台是一个绿草茵茵的环形斜坡，能坐四万人，中间的几个石座，那是主裁判和贵宾的席位。    ……  漫步在奥林匹亚，我很少说话，领受着不轻的文明冲撞。我们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强烈的纳入文明，并被全人类接受，实在是希腊文明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地方。古代希腊追求人的双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体的健康。智力的健康毋须多言，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数学、美学、医学、法学等等领域，我们至今仍是用希腊的基础话语在思考；肢体的健康更有一系列强大的证明，例如今天全世界还在以奥林匹克和马拉松的名义进行体育竞赛，希腊的人体雕塑至今仍是人类形体美无可企及的标本。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发挥到极致然后再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学家和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

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流于愚勇，或流于酸腐，或追慕骑士，或仿效寒士，很少构想两相溶铸、两相提升的健全状态。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世界坐标。

我历来认为各种伟大文明都自我成结构，很难拆开了作局部比较，但在奥林匹亚，我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的产生，不是由于局部，而是关及人的整体。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机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的文章。结果，真正的健全缺少标志，缺少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摘自余秋雨《千年一叹》）

阳关雪(节选)

余秋雨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来越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层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与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