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钓

余秋雨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

海参崴的主要魅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雾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可见，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产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座座千古冰山。

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钩，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在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的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有对手来证明。

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母亲的“禅”

余秋雨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她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别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桔红糕。”然后恬然而笑。笑完，彻底屏蔽。桔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恬笑。这便是禅。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家乡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顶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时同我做了一个交换：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都由她做。

小学毕业后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自己的意见，这是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星期。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医疗，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了一个好人。

活下来，太偶然了，我们都无数次命悬一线。因此，我必须再一次肃立，为妈妈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你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你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

妈妈，从20岁开始，我每次要做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今天脸色似乎退去了一层灰色，我心中一紧：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节选自《人民文摘》2014年4月1日，有删改）

城市的符咒（节选）

余秋雨

⑴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ＭＥＤＩＣＩ（美第奇）。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

⑵全城为数不多的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就是国政厅；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

⑶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据说当时许多艺术大师最在乎佛罗伦萨广大市民的目光，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景象。

⑷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像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⑸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并不怎么炫耀艺术霸权。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琪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琪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因此不管是报恩还是斗争，都没有损害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完整。

⑹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

⑺在佛罗伦萨徜徉时间一长，也会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难于表述的尴尬状态。美第奇家族从一开始就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敏感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延续打下了基础。

⑻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1480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⑼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市民是善于厌倦的，因为他们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们的政治观念天然地趋向于民主，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族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质疑这个家族。

⑽对于在厌倦中培育起来的对立，美第奇家族缺少思想准备。只是连最自信的罗伦佐也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⑾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⑿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他要求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⒀早就活跃惯了的佛罗伦萨市民对这种生活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

⒁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痕，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

⒂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很多缠绕处已经松脱、脆腐，因此显得特别简约或特别晦涩。到佛罗伦萨旅游，就是在一个楼空物非的家族院落里，与历史捉迷藏。

⒃唯一能够抓到手的，倒是那些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