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对《道士塔》《莫高窟》《黄州突围》三篇解说不正确的两项是（  ）

A．余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是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

B．如果说《道士塔》揭示的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悲剧的话，《莫高窟》则讴歌了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

C．同样是翻译，《道士塔》里的陈万里是一个处心积虑帮助外国文化盗猎者的败类，而《莫高窟》里的蒋孝琬则是殚精竭虑阻止文物被掠走的中国良心。

D．余秋雨追求散文小说化的艺术效果，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E．《黄州突围》引用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首词，意在表明苏东坡经过了“乌台诗案”的打击，其人生境界与艺术才华获得了一次整馏与升华。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谈“中庸之道”

余秋雨

关于“中庸之道”，该怎么理解呢？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

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实际上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级形态就是追求危言耸听的“痛快”，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可踩踏的地方越逼越小。我见过“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某些族群分裂主义首领，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他们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起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

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天下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并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走向光明。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忍不住要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节选自《中华文化七十讲》，有删改）

【小题1】简要概括第三段的论述层次。
【小题2】文中“离佛一尺即是魔”“离魔一尺即是佛”的含义分别是什么？
【小题3】结合全文，说说“中庸之道”的特点。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各题。

笔 墨 祭

余秋雨

世上一切精神文化都需要一种物态载体。“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使用的是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有位朋友对我说，和古代相比，现在的书法越来越差，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需要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由此我想到了古诗的创作。“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悬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奇。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装点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惟妙惟肖地习摹二王的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即在此处。当然，在我看来，谁都很难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汉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簏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职业化的写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那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化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取材于作者同题散文）

【小题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是以旧的文化载体呼唤一种全新的文化。

B．有的人评价当代书法家的书法创作，颇带有点儿“九斤老太”的眼光。

C．艺术家的艺术人格受到社会接纳程度的影响，更受到技能技术的制约。

D．智永等书家下苦功练习书法，在作者看来，是在磨练自己的生命形象。

【小题2】对下列文中词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信手：随手，特别娴熟。与白居易《琵琶行》“低眉信手续续弹”句中的意思相同。

B．惟妙惟肖：字模仿得逼真。肖，读xiào。

C．风流：风韵、仪态。与《红楼梦》写林黛玉“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意思相同。

D．对峙：成对而立，并不矛盾。“峙”，读chì。

【小题3】联系上下文，解释文章第⑤段画线部分的具体含义。
①眼睛一亮
②并不惊奇
【小题4】某著名科学家写字太差，受到网民非议。请依据本文观点，写出你的见解。
【小题5】文章第⑨段举智永、怀素的事例后，作者说他们不是为职业化的谋生，那么他们苦练书法的目的是什么？联系全文回答
【小题6】文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请选择一处，对表达效果作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歌德在美丽的小城魏玛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遭，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岁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慢慢向歌德档案馆走去。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岣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节选自余秋雨《谁能辨认》）
【小题1】下列对作品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A．这篇文章记叙了作者游览德国小城魏玛的一段经历，详细地描述了歌德、席勒、莱辛等德国古典主义时代文学巨人的形象。

B．作者对“苦难出佳作”这个规律并不认同，他认为德国能够取得惊人的文化成就，是因为文化精英们都获得了安适的创作环境。

C．作者从历史和文学史的角度述评歌德，视野宽广，凸显了歌德的巨大贡献和崇高地位，使文章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D．本文的语言朴实自然、饱含深情，体现了作者对历史、文学的理性思考，意蕴丰富，表现了情理交融的行文风格。

【小题2】作者详细描述了歌德的住宅以及自己专注细致的参观过程，这样写有何用意？请简要分析。
【小题3】如何理解“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无争议陷阱
余秋雨
在我们的心理习惯当中，与创新意识最有抵触的是什么呢？是“无争议陷阱”。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愿意接受一种“无争议”的成果，一有“争议”，就皱眉存疑。这一点，正好与创新意识水火不容。大家知道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有争议”是一个褒义词，“无争议”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文化把这个“无争议的陷阱”挖得很大，要求一项创新不仅在专业领域里边无争论，而且最好在民众中也无争议。这种从众的惰性对创新而言是一种更险恶的陷阱。历史上哪有一项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学术研究成果，一出来就广受民众拥护的？我也是民众的一员，我发现，如果以民众的身份来考虑一项不是我们专业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标准一定是陈旧的、世俗的、平庸的。这不能怪民众，因为民众面对一种陌生的创新总会缺少精神扶手，总会惊慌失措，以他们的标准，就很少有创新空间。当不争议创新项目的时候，大家就去争议这个人，使他的创新无法进行。可见，“无争议陷阱”真正是中国文化产生创新空间的最重要的障碍。
据我所见，多数创新即使不被人家争议，创新者本身在待人接物上也确实有很多缺陷。因为他们多数不太合群，而且有点骄傲。他们有时候会面对失败，因此也经常暴露出他们的怨恨、衰弱、愤怒，却又未必有明确的对头，很可能在愤怒自己，就情绪不好。艺术上的创新者那更是这样了，独特的灵魂中的灵感使他们产生非常怪异的习性，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使他们很难认同世俗的潮流，甚至他们也故意不遵循世俗的规范。因此无论从脾气到外型常常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对这一切，正常的社会都应该理解和容忍。不能设想一切创新者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完人和圣人。据我观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完人是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创新的。如果说，对所有创新项目略有争议是可以的，但对创新者的人品却绝对不要争议，因为没有争议的理由。如果老是去争议创新者的人品、习性、性格，那么，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可爱的人一个也不可能留存。
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什么人？要防范的是以“争议”为名目来扼杀创造者的人。在现在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人的总数很大，他们是勤恳工作人的百倍，是创造者的百倍。有人说真正的比例可能比这个更大。很奇怪，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可“争议”的人物，但是自己却避开了“争议”。他们自己就成了洞察一切的评判者，只等待着一切被他们“争议”了的创造者投去求饶的目光。
（节选自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有删改）
【小题1】为什么说“‘有争议’是一个褒义词，‘无争议’是一个贬义词”？
【小题2】请简要概述本文的论述思路
【小题3】脑瘫诗人余秀华被社会广泛关注后，有人指责她的作品品味不高，缺乏艺术性；有人质疑她的作品是为了迎合社会流俗，只为赚人眼泪。请结合文意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