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绿的声音

徐 迅

山居的日子，是在山中一座精巧的石头房里度过的。天天，我都为一种巨大的宁静所震慑着。经过许多尘嚣侵扰的心灵，陡然回归到这旷古未有的宁静之中，而又知道周围全是绿色的森林，心里似乎也注满了一汪清涟之水，轻盈盈的，如半山塘里绽放着的一朵睡莲。

也有声音，在白天的山峦，偶尔也有人语喧哗，幽谷回鸣。更多的是鸟声，从黎明的晨嗓到傍晚的暮啼，耳闻着那密密松林里传出的啾啾岛鸣，还可以看见那墨点般的小鸟，如大森林的音符跳荡着、栖落着。鸟鸣常常使大森林归于虚静，它天生就是一种虚幻的精灵呢！鸟声让人着迷地听，这时听出的就是一阵阵溅绿的声音。

当然有许多声音是有颜色的。如皑皑白雪、潺潺流泉，响动的就是一大片白；如春花秋菊的凋谢，细心的人也会听出它的艳红和鹅黄的色调。在大森林里，此时使我激动的不是这种颜色的声音，而是满山攒动着的森林——那浓绿浓绿的声音。满山密密的松林、枫树、珍珠黄杨、翠竹……树丛间刮过的风也是绿的，绿将大森林融为碧翠的一体，分不清颜色的浓淡深浅。那声音自然也不用侧耳倾听，触目皆是——大森林的宁静固然会使人坠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和虚空当中。而这染了绿的声音，却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快意和心灵的悸动。黎明的时候，“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森林里露珠“扑扑”滴落的声音，在我听出的是一种轻柔而凝重的绿色；森林静静肃立，枝叶交错，在我听出的是一种茁壮成长的蓬勃的绿色；狂风呼啸，排山倒海咆哮着的松涛在我听出的是一种悲壮和磅礴的绿色；阳光拂动滔滔无边的绿海，阳光掠去又显出一江春水，在我听出的是恬淡而平和的绿色……山居无事的时候，只要静静地穿行在这无边的大森林之中，我满心的尘垢，便一下子就被荡涤得无影无踪，只觉得身心惬意和愉悦，心中陡然就有层斑驳的绿爬上心壁，盈注着生命那清凉的绿意来。

听惯了这种声音，在夜里我常常睡不着觉。拥被而坐，此时周遭那染了绿的声音已渐渐无声无息，看很白的月光，慢慢浮上窗根，月光里的绿色冷冷如春水荡漾着，使人感觉到那绿色的声音一定是为浓浓的月光所消融，隐翳在莽苍的大森林之中了。但这时这刻，我思想的羽翅还翩翩起伏着，希冀那染了绿色的声音出现。有风的夜晚，我看窗外的大山果然是混沌未开的一团绿色，那染了绿的松涛之声，铺天盖地地在我石屋周围如狂飙般的春潮，惊涛拍岸，振聋发聩，让我激动得恨不得长啸……这些年，我知道我常常谛听水声，谛听鸟声，不仅是因为我对尘嚣之声异常地厌倦和唾弃，更多的是在寻找清纯的自然和人生的大自然。那是我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思想的源泉……若能轻轻地裹在这染了绿的声音里，心就会轻灵得像一朵绿荷，即便泊在波涛里滚动，那梦也是常常染了绿呢！

（有删改）

探讨环境美学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环境是什么?审美是什么?

环境必然与人相关,是人的环境。强调环境的属人性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它将环境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更关注自然本身。其次,它将环境与资源区分开来。环境于人的功能主要是生活,而资源于人的意义主要是生产。环境与资源都有价值,然而是不同的价值。它们都是人所需要的,二者在不矛盾的情况下相安无事,而在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就需要权衡轻重。环境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的生存之本、安居之地,重要性不言而喻。

看环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自然维度,主要考察自然具不具有宜人性。只有宜人的自然才是人的环境。在自然维度中,最为重要的是生态。生态是否良好关系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在人看来,有利于人的生存、生活、发展的生态就是良好的生态,反之就是不好的生态。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协助生态在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发展的同时也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双赢。这样造就的环境就是生态文明环境。看环境的另一个维度是文明维度。文明是人类的创造,它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就有与环境相关的创造。人于环境的创造性活动,最重要的是上面说到的有利于人与生态共生的活动。此外,还有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活动,这些活动质量的高低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环境的质量。

审美是什么?美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赞同的,那就是愉快。我们可以将具有审美性质的愉快概括成“乐”。人有三种生存方式:谋生、荣生和乐生。谋生,为自然人生:荣生,为社会人生;乐生,则为审美人生。乐生,有物质性的乐,也有精神性的乐。对于审美来说精神性的乐更为重要。精神性的乐有高低之别,审美无疑是品位高尚的精神性的乐。乐生,体现在环境审美中,则为“乐居”。“居”当然首先是住下来,但不局限于此,广义的居是生活。环境美学,顾名思义就是环境的审美。环境审美的本质即为“乐居”。人在环境中生活,感受到环境給予的种种或物质或精神的愉快,就是“乐居”。

那么,何为环境美学?简要地说,它是研究人在环境中乐居的学科。环境美学属于偏重于人文方向的研究。从人文方向研究环境,主要有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环境美学,环境审美是这三个学科的尖端。说是尖端,不是说它最高深,而是说环境审美是在环境哲学的指导下、在环境伦理的基础上进行的。环境哲学提出人与自然互动和谐,环境伦理学提出人与动植物共生友好,都是环境审美的重要内涵。环境美学使人们的审美关注从原初的人自身扩展到人之外的世界,从艺术扩展到生活,从自然扩展到无限。审美视界的扩大,必然带来审美内涵的深化。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助力美丽中国建设》2018月9月25日《人民日报》07版)

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

钱谷融^①

我经常深切怀念着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伍先生是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的北大学生，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时。1938年我考入了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新成立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一年级时不但没有本系的教师，连系主任都没有，只能与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合在一起听课。到二年级时，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才请了伍先生来担任我们的系主任。伍先生很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精神。他自己是爱好汉魏六朝文学的，戏说他治的是“衰”文（苏东坡曾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尤其善写五古。可他请教员，却能尽量罗致各方面的人才。先后在我系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等人。更其难得的是，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可伍先生完全不管这一套，我还在校的时候，他就请了曹禺等人来教课，请了老舍来演讲。我离校以后，他又请了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人来任教。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与鲁迅同过事，一向很敬佩鲁迅先生。听说他离开大陆后，一度曾去日本教书，教的课程中就有鲁迅。他懂英文，有时去他房间，看到他手里拿着正在读的往往是英文小说。还知道他常通过日本的丸善书店从国外购买书籍。他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平日跟我们闲谈，也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他那时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教员宿舍里。他不愿吃包饭，一日三餐，都是在馆子里吃的。好在那时教授的工资高，他又除了有时候要寄些钱给外地的两个孩子以外，没有什么别的负担。有时他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也常拉我陪他一起吃，而且常常一同喝些酒。他喝酒不多，主要是为了助兴开胃。吃饭时，当然也是无所不谈，但他都只是即兴式的，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的架子；甚至他连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这样的观念也十分淡薄。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厌恶虚伪。有时讥评起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一些喜欢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学者教授来，真是妙语如珠，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师范学院国文系有一门必修课叫语文教学法，也许是因为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来教，也许是在他的心底里根本瞧不起教学法之类的课程，他就自己来开这门课。他在这门课上讲什么呢？讲《文心雕龙》，正正经经地讲《文心雕龙》。决不因为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语文教学法，就生拉硬扯地在每堂课的开头或结束的时候搭上一点有关教学法的话头或事例，去装门面骗人，应付学校。他仰慕魏晋风度，却从不把魏晋风度挂在嘴上，可平日举止，确乎能比较地脱落形骸、适性而行。尽管所谓魏晋风度，即便是当年的竹林名士以及稍后的清谈胜流，在显幽烛隐的“科学的”解剖刀下，也难免会露出些不堪入目的本相来。伍先生自然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胸无纤尘。但在那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确有一些读书人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这不也是大可令人欣慰的事吗？伍先生就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个。所以，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亲可爱的。

我作为伍叔傥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于他的学问，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注）①钱谷融（1919—2017），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唐朝的官员致仕，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也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立成一个知所进退的楷模，所有待遇不变，还赏赐绢帛千缎，皇帝的御马两匹，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于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还有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缎类服饰在《红楼梦》中出现频率之高，花色品种之丰富，在丝绸织物中当属首位。缎的质地较厚，由于丝线交织的特殊结构，其中的一面具有平滑光泽的效果，所以在《红楼梦》中又极其形象地称之为“闪缎”。《红楼梦》中丫鬟媳妇穿的背心的通用面料是青缎，这是一种黑色的普通缎料，运用最广泛。另外，青缎也是制靴的主要面料，据《清稗类钞》载，“靴之材，春夏秋皆以缎为之，冬则以建绒”，第三回中贾宝玉的靴子就是“青缎粉底小朝靴”。《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蟒缎，如宝玉身着“秋香色立蟒白狐箭袖”，北静王穿“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贾母的屋内陈设有金钱蟒缎靠垫、引枕和大条褥等套具等。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送给贾府的礼物中也有“上用的妆缎、蟒缎”，蟒缎是妆缎中织有龙蟒纹的一种。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内务府奏折中，有皇帝用满地风云龙缎、大立蟒缎等名目。可见蟒缎属于高档富贵的服饰用料，非普通人家所能享用。

妆缎就是妆花缎，是元明清以来宫廷专用丝织品，在当时是“上用缎匹”的一种，也称为云锦。据清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卷七载，上用缎匹品制繁多，其中妆缎有五爪大龙满妆、葫芦团龙妆，团龙火焰圈有云妆、纯圆金团龙金焰圈无云妆等，蟒缎有四爪大蟒缎，圆金四则团蟒等。曹家历任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曹雪芹对于上用缎匹极为熟悉。据南京云锦研究所编写的《云锦简介》：“妆花和织金锦，是南京传统丝织品工艺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种。明清以来，妆花和织金锦在御用贡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自帝王后妃的御用服饰，到宫廷帷幔垫榻的装饰；从内廷书画、寺庙佛经的装潢，到对外国君臣使节的赠赏，都大量地使用这两个品种。”《红楼梦》中，曹雪芹栩栩如生、如数家珍地描绘的雍容华贵的云锦服饰，出现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主持人倪萍、周涛、朱军、李咏等，身着用南京云锦制成的礼服，为亿万观众所瞩目。目前，南京云锦已被列为中国向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推荐的“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候选项目之一，因其完全符合代表一种独特艺术成就的标准，有望继昆曲后，成为中国又一“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洋缎在书中也屡有出现，第三回中，王熙凤初见黛玉时上穿“大红洋缎窄裉袄”，宝玉则穿着“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洋缎就是倭缎，据《天工开物》记载，倭缎系日本国织造，后漳、泉海滨一带仿造，《大清会典》记载有江宁织造局每年织倭缎六百匹。倭缎只被贵族服用，与平民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