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散文精华》序

季羡林

①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的一位教授。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我读了一些，也觉得确实不错。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娓娓而谈，妙趣横生，不禁神往。愧我愚鲁，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恍然顿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中间有散文，在“史”和“子”中，绝妙的散文更多。在“集”中除了诗歌以外，几乎都是散文。因此，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以及从历史的悠久来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②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管齐下，各有独特的成绩。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哪一方面成就最大？言人人殊，不足为怪。我不讨论这个论争。但是有人说，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我不评论这个看法是非曲直，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很有启发性的。专就形式而论，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哪里有一点《三国》、《水浒》、《红楼梦》和唐代传奇、《今古奇观》、《聊斋》等的影响？它们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戏剧，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从形式上来看，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我不反对“西化”，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至少散文，则很难说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它基本是中国的。我个人认为，这同中国是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

③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的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现在有些散文确实“散”了，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这样的东西也居然皇皇然登在杂志上，我极不理解。听说，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灵感忽然飞来，于是拿起电话，自己口述，对方笔录，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这是否是事实，不敢说。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一些大家的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又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的情况下，千锤百炼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然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暮 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日落之后，天黑以前，是黄昏。

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她有些自嘲地暗想，她要保持整体的青春感。至于下巴的松懈或者鼻梁旁边的几粒雀斑，其实无碍大局。当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敢于穿着质地柔软、裤角裹腿、裤裆却突然肥坠以模糊臀部的哈伦裤出行时，谁还会注意她脸上的雀斑呢？

她走上柿子林边的这条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铁锨和柏油路面摩擦出刺拉、刺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及时地亮起来，在她斜后方的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他将铁锨把儿夹在胳肢窝底下，腾出手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大口。借着路灯和老头点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咳着喘着向路边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吐着痰，确切地说，是向那树丛吼着痰，费力地把喉咙深处的痰给吼出来。那吼是疙疙瘩瘩低沉、粗砺的吼，犹如老旧的轮胎隆隆碾轧着碎石。

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网球馆工地正在开饭。她看见一个体型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望了一阵，就扑着身子快步朝他们走来。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他喊着“妈”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施工队成员的妈？

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就见他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妈”，他催促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老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急不火的，由着儿子接过了铁锨。

她从年轻人浓重的中原口音里，听出焦急和惦记。他的头发落满了白灰和水泥粉末，接近了老头——不，应该是他的妈那齐耳乱发的颜色。

那么，他没有把身穿哈伦裤的她错认成自己的妈，他是在管那老头叫“妈”；那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年轻人扛着铁锨在前，引着他的妈往一盏路灯下走，那儿停着一辆为工地送饭的“三马子”，车上有一笸箩馒头和一只一抱粗的不锈钢汤桶，白菜汤味儿就从这桶里漾出。母子二人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躲开路灯和路灯下的“三马子”，找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路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从地上端起妈那份菜汤递到她手上。妈吃完馒头喝完汤，拍打拍打双手，在裤子两侧蹭蹭，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留给自己，好比是饭后的奖赏。

她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自己手中那个大些的塞给妈，换回妈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鲜光亮，和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夜晚的交通警察手中那发着荧光的指挥棒。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会所的承包商早年是太行山区农民鼓队的鼓手，村里的喜事，镇上县上的赛事都少不了那鼓队。如今他将一面一人高的牛皮大鼓引进美优墅会所金碧辉煌的大堂，屏风似地竖在一侧，让擂鼓成为一些仪式的开场白，让仪式中身份最高的人手持鼓槌击鼓，如同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鸣锣。

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虽然，和旷野的鼓声相比，圈进会所的鼓声有点喑哑，有点憋闷，好比被黑布蒙住了嘴脸的人的呐喊。但鼓声响起，还是能引人驻足的。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对这近切的鼓声充耳不闻。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也许鼓声早已停止，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世间的声响里，只有鼓声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

（有删改）

消逝的地平线

——纪念古代重阳节“登高”

王开岭

有天，忽然意识到，古人比今人多一股冲动：逢高即上，遇巍则攀。

奇峰巨顶不必说，即便丘峦高阁，也少有无视者，总要上去站一站，临风凭栏，意气一番，感慨几许。

所以，凡山亭江楼，词赋楹句总是爆满。古代好辞章，尤其时空激荡的豪迈与峭拔之文，多与“登高”有关。王勃《滕王阁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望岳》、崔颢《登黄鹤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飞《满江红》皆为“高高在上”所得。

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熏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九九重阳，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我始终认为，登高节是中国先民一个最浪漫、最诗意的节日。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爆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望远、游目骋怀，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老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菊花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菊花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尔后草木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去膜拜的元素，很像爱情或友谊。

眼前的欢聚与热闹，会让很多人思念远客和往事，追忆昔日的葱茏年华。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寻欢仍是兹日最大主题。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李白《九日》）

秋收毕，仓廪实，人心悦，少不了邀友约醉，醍醐一场。唐人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道：“重阳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辞秋，注定是一次丰盛的饯行。

登高的去处，一般是山、塔、楼，所以，在一座古城，大凡能将风景揽入怀中的高处，几朝下来皆成为名胜。对古人来说，若城内或近郊无高处，是非常败兴、非常严重的事。所以，筑阁砌楼便成了古建时尚，“江南三大楼”之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皆受驱于登高揽景的欲望，一俟矗起，则声名大噪，“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某日，走在高楼大厦的街上，我忽然想，早年北京何处适于登高放目？

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据说，除以上各处，玉渊潭、钓鱼台也人气颇盛，而慈禧太后去的是北海桃花山。

我盘点了下，清人眼里的这些高丘，如今几乎都荡然无存。若要登高，恐怕得去爬香山或央视转播塔了。鉴于空气清洁度，能瞅多远尚不可知。

有年去福州，夜宿于山宾馆，被告知旁边即有著名的于山和白塔，心中甚喜，顿觉夜色阑珊、地气充沛，睡得特香。翌日拉开窗帘，大吃一惊，那传说中的于山不过一座土丘，连塔算上，高度也不及对面的一栋楼。

千余年来，福州的地标是“三山两塔”，你在城里任一角落，皆可望见这三加二的全景图。历代画家绘福州，只要择五点之一摆画案，出来的全是鸟瞰图。现在，福州人该去哪里登高呢？

我看过记载，至清末，各地的“登高会”依然盛行，长沙的岳麓山、广州的白云山、武汉的龟山、南昌的滕王阁、西安的雁塔……都是著名的雅集地。素无丘山的上海，就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高枝”来攀。

从前人的心目中是有“高”的，尊高、尚高、仰高，“高”对其人生步履和精神移动有股天然的吸引力。先人所涉足者，多为在野之高、山水之高、天赐之高，先人不仅慕之趋之，还忠实地护高、养高，对身边的高物，不敢随便削弱或降低它，不敢做有损它尊严与荣誉的事。

还有一点，即先人自然之子的秉性。在对时季的敏感、对光阴的惜怜、与自然对话的天赋及能力上，今人皆比先辈逊色得多。我们不仅迟钝，而且寡情。把重阳节改成敬老节，是文明的粗暴，是生存美学的大损失。

当沥青覆盖了旷野，当城市沦为蔽日峡谷，当石阶变成电梯，当丘山被纷纷削平，当天然之巍被化作砖块水泥，世人眼中只剩下了“珠峰”……

我们的刻度变了，视觉和灵魂的刻度都变了；我们所用的尺码，和欲望一样，肥大而粗陋；我们睥睨天下，肆意规划任何想要的海拔，结果，人造的高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缩小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丧失了远方的地平线。

小时候，老师解释“地平线”，我马上就懂，那是日出日落的地方，那是“远方”的代名词。今天，城市的小朋友谁见过地平线？

在心里，我向古代那些平平仄仄、不起眼的“高”致敬，向那漫山遍野赤裸裸的笑声致敬，向那消逝的远方的地平线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