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近现代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由于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优势以及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国人面对外来的强势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不断对自己5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检讨与反思中往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与批判比较多，而且常常是以西方某些文化尺度和价值标准来对中国文化进行片面的评判。久而久之，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本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许多国人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今天，我们很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新时代全新的视角，对我们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重新进行认识，以找回并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其实，如果把中国文化传统放在整个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历史中创造的辉煌文明及其延续不断的文化传统，都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从根本上被全面征服、被全面西化的国家，事实上在近现代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更是进发出极大的能量和创造力，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就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等许多方面追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方面虽然得益于我们敞开胸怀，虚心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稳健笃实、中和包容的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目光不应仅仅局限于四大发明、衣食住行、诗书礼乐、琴棋书画这些表层的、直观的方面，更应当关注在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包括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伦理价值观、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

例如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国古代儒家早就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许多非常深刻的政治原理，例如敬天保民、民为邦本、德主刑辅、允执厥中等等。战国诸子百家更是从不同角度对安邦治国、社会管理问题提供了各不相同却又互相补充的丰富思想与学说。秦朝统一后，中国就基本上建立了覆盖广大疆域的强大而有效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连西方政治学家也不否认。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秦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此后汉承秦制，历朝历代行政管理和文官制度不断完善，不少王朝都能在长达三、四百年间维持政权的延续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中国从汉代开始就有从民间和社会底层考察和选举官员的制度，很早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比较罕见的。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将长寿、富强、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作为人生幸福的价值追求，以“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道德尺度，以个人、家庭、国家变通相连的整体利益为共同福祉，以天下为公天下太平、天下大同为社会理想。这样一种价值观体系，既不同于西方现代以来那种以个人权利为根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也不同于些把终极价值和希望寄托于神灵、天堂和来世的宗教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个体与群体统一、现实与未来统一的辩证思维，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理性务实自实践理性精神。

在哲学思想方法方面，中国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中道”哲学思维，这是一种与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中道”思维认为哲学的银本任务和最高智慧就在于求“中”，也就是在不同事物、不同要素之间求其共同点，在矛盾对立面之间把握恰到好处的“度”，在主现和客观之间寻求互相契合的“节”，在历史进程中抓住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时”。这种“中道”思维包含有深刻的辩证逻辑和实践理性精神，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既能延续传统又能与时俱进，既能保持自身特质又能吸取外来精华的特性，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吸纳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不管遇到怎样的新情况，不管碰到多大的挑战，都能及时作出调整，吸收整合各种资源，找到最适合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恰到好处的正确路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宝库，其中有许多曾经一度被我们所忽视，所误解的精华，值得我们去重新加以认识，并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以便为我们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资源。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加自信也更加全面客观的态度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同时也以更加辩证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为根基，以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为主体，“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建设当代中国的新文化，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作者徐克谦，选自《新华日报》,有删节）

文学是灯（节选）

铁凝

①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又因为出身灰色，内心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日记都是成了“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学训练”。偶尔的快乐也是有的，比如看了朝鲜电影，没完没了地模仿其中特务间的接头暗号：“你拿的是什么书？……”这几句平淡的对白之所以被我长久地记住，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太过贫乏了吧。但我仍然觉得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这对白里毕竟还有几分属于文学的美感，比如歌曲集和阿里郎。

②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个特殊年代，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③另一本中国文学，我觉得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 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婴宁。她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会笑的约束和规矩，她是天生爱笑，笑起来便无法无天，率性自由，哪怕来到人间结婚拜堂时也可以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样一些善良的狐狸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

④我在文学和文化最荒凉的年代爱上了文学，今天，当信息爆炸——也包括各种文化信息的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稍显尴尬的角落的时刻，我仍然不想放弃对文学的爱。读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他谈到要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特质，那就是：神圣，安全，繁忙。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很多大都市的繁忙，这里所说的繁忙特指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如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但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人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⑤如上所述，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营养，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若用吃东西来作比喻，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这儿有什么你就吃什么。用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话：“端给你的是啤酒，你就不要在杯子里找咖啡。”他以此言来形容他所处的时代。但那时的我，毕竟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在“杯子”之外找到了一些“咖啡”——一些可以被称作经典的文学。它们外表破旧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但时至今日，阅读早就自由，当代东西方名著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从一座城市、一个***。

人生树下

王开岭

①“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语出《诗经·小雅·小弁》，意思是说：桑树、梓树乃父母所栽，见之必肃立，心生敬意。父母者，为何要在舍前植这两种树呢？答案是：“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即让子孙有衣裳穿、有家具使。后来，“桑梓”便成了“故里”的代称。

②树，不仅实用，还意味着福佑、恩泽和繁衍；不仅赐人花果和木质，还传递亲情和美德，承载光阴与家世。树非速生，非一季一岁之功，它耐受、持久、长命，春华秋实，像一位高寿的家族长者，俯瞰儿孙绕膝。所谓“荫泽”“荫蔽”“荫佑”之说，皆缘于树。有祖必有根，有宅必有树。再穷的人家，也能给后人撑起一大片树荫。这是祖辈赠予子嗣最简朴最牢固的遗产了。

③幼时，父亲带我回乡下祖宅，院子里有一棵粗壮的枣树，上住鹊窝，下落石几。逢孩子哭闹，祖母便将房梁上的吊篮钩下，摸出红油油的干枣来。后来，老人去世，老屋拆迁，“老家”便没了。虽非桑梓，但我知道，此树乃祖辈所植，在其下纳过凉、吃过枣子的，除了我，还有我的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它是一轮轮人生的见证者，见证了他们从跌撞的蒙童、攀爬的顽少，变成拄杖的耄耋……

④这样的树，犹若亲属。

⑤老人们讲，闹饥荒时，都是树先枯、人后亡，因为果腹的最后一样东西，是树皮。人，只要熬到春天就不会饿死了，因为这时候，树抽芽，野菜生，槐花、榆钱、椿叶、杨穗，都是好食材。

⑥几千年来 ，凡户居，必在一棵大树下；凡村头，必有一棵神采奕奕的老树。民谣中唱，“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树，是家舍的象征，是地址的招魂幡。它比屋高，比人久。离家者，最后一眼回望的是它；返乡者，远远眺见的也是它。

⑦游同里古镇，听到个说法：江南殷实人家，若生女婴，便在庭院栽一棵香樟，女儿待嫁时，树亦长成，媒婆在墙外看到了，即登门提亲。嫁女之际，家人将树伐下，做成两只大箱子，放入绸缎做嫁妆，取“两厢厮守”之意。多美的习俗！女儿待字闺中时，对该树的感情定是窸窸窣窣的微妙，那是自己的树啊，盼它长大，又怕它长大。想想吧，像儿伴一样耳鬓厮磨，像丫环一样贴身随嫁，多么暖心，多么私密，多么亲昵。

⑧我若有女，必种一棵香樟。

⑨如今的家业里，少了样东西：树。没有了庭院，没有了户外，没有了供树根深入的大地，只剩下盆栽、根雕和花瓶。这个时代，可稳定传续的东西越来越少，“不动产”越来越少，“祖宗”的符号和痕迹越来越少。“家”失去了树荫的覆护，光秃秃曝于烈日下。

⑩我们的家什、器皿、陈设，包括果蔬稻粟，几乎无一源于自产和自制。我们的双手不再沾染泥土，我们不再是播种者，不再是采摘者，我们最大的身份是购买者，是终端消费者，我们彻底“脱农”了。不仅如此，我们解除了与草木共栖的古老契约，我们告别了在家门口折朵撷果的劳作和浪漫，我们放弃了对一棵树一株花的亲近与认领，我们失去了对四季和年轮的辨识……大自然里，不再有我们的一方蒲团、一幅凉席、一具竹榻。

树，在马路上流浪。我们只是乘车迅速地掠过它们，透过玻璃扫视它们。它们身上，没有我们的指纹和体温，没有儿童的笑声和攀爬的身影。人和树，亲情已断，形同陌路。

大自然中，没有了我们的亲属，我们成了路人。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