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性文化大致呈现三种面孔。一是“知识”面孔，如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之名”，如现代语文教育经常提到的“古代文学知识与素养”，这是诗性文化传统具有实用性之表现。二是“审美”面孔，受西方文论中“情感表现”说的影响，这也是人们谈得比较多的，即古诗有审美功能，可以愉悦心灵。三是“伦理”面孔，它的大背景是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前两张面孔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惟独这副“伦理”面孔，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给人带来愉快的享受，甚至本身还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正在陷入深深的遗忘中。以至于人们经常会想：读不读唐诗与宋词，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与希腊文化模式相对，中国文化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字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来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它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区别，在历史上具体表现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其中最高境界的是唐诗与宋词。当前，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这是不能偷懒的，只能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由此可知，读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直接关乎着“诗者天地之心”的“大道”。未来世界，决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摘编自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