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战争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如今，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选自王蒙《道通为一——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有删节)

永远的巴金

王　蒙

在这个星空之夜，巴金走了。

如果设想一下近百年来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应该是巴金的《家》。

而等到我自己迷于阅读的时候，我宁愿读《灭亡》和《新生》，因为这两本书里写了革命，哪怕是幻想中的革命，写了牺牲，写了被压迫者的苦难和统治者的罪恶。我也读过巴金写的与译的《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还有《寒夜》《憩园》等等，我深深感到了巴金的热烈的情思，哪怕这种情是用无望的寒冷色调来表现的。甚至在他晚年以后，他写什么都是那样的充沛、细密、水滴石穿，火灼心肺。巴金的书永远像火炬一样地燃烧，巴金的心永远为青春、为爱、为人民而淌血。

作为一个作家他太老实，太朴实无华，对不起，我要说是太呆气啦。

他在关于《家》的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地书写：“青春是美丽的。”所以他特别痛恨那些戕害青年、压迫人性、敌视文学艺术、维护封建道统的顽固派。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应该不幸的人却遭到了不幸，他充满了感情的郁积。

巴金的作品其实一向直言不讳，拥护什么，同情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晰强烈。一个爱国主义，一个人道主义，是他终身的信仰——这是他在迎接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说的。他甚至于讲得有点极端，因为在另一个场合他曾经说自己不是文学家，他拿起笔来只是为了呼唤光明与驱逐黑暗。他喜欢高尔基的作品中描写过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有一个英雄叫丹柯，他为了率领人们走出黑暗的树林，他掏出了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夜路。所以他一辈子说是要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用心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写作，来做人的人。所以提起历史教训来他永远是念念于心，他太了解历史的代价了，他不希望看到历史的曲折重演。在他的倡议下，世界一流的现代文学馆终于建成了，这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永远是巴金老人的纪念馆。没有巴金就没有现代文学馆。他还想纪念与记住一些远为沉重的东西，那样的记忆已经凝固在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里，把记忆和反思镌刻在人们的心底了。

“我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但是我并不悲观，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在他年老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说。他像老母鸡一样地用自己的翅膀庇护着年轻人。他与女儿李小林主编的《收获》本身就是勤于耕耘、勇于创新、尊重传统、推举新秀的园地。“要多写，要多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在他还能行动的时候，每次我去看望他，他老人家总要边叮嘱边站立着……走出房门相送，而当我紧张劝阻的时候，他与女儿李小林都解释说他也需要活动活动。我们握手，他的手常常冰凉，小林说他的习惯是体温维持较低，然而他的心永远火烫。他不怎么笑，有时候想说两句笑话，如说到张洁的一篇荒诞讽刺小说，但是他的神情仍然认真而且苦涩、无奈。他总是那样诚实、谦虚、质朴、无私。他永远踏踏实实地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提倡讲真话提倡了一生，却遭到过诋毁，曰：“真话不等于真理”，倒像是假话更接近真理。现在，这种雄辩的嚼舌已经不怎么行时了，巴金的矗立是真诚的真实的与真挚的文学对于假大空伪文学的胜出。想一想他，我们刚刚有一点懈怠轻狂，迅速变成了汗流浃背。

(有删节)

红楼启示录

王 蒙

整个说来，红楼梦是长于写实的。石头在全书第一章节中答复空空道人说其间离和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这段写实主义的声名由石头所做，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也有点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

写实的作品中，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色彩。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一般的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或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着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中显出恍恍惚惚的朦胧。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

荒诞、幻化也是人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当科学性、必然性、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包括观赏、享受的要求）的时候，荒诞性与梦幻性就应运而生了。荒诞、幻化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破了现实的硬壳、摆脱了大地芜杂的美，就像梦的美，痴的美。

荒诞化、幻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经历过一番梦幻。说来虽近荒唐，细说颇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大灵活性，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纵横驰骋的余地，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也为读者留下了阅读与欣赏（及进行二度创作）的自由。

完全地写实，写作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介入，乃至变成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一种“站队”，就必然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涉嫌不敬，涉嫌溢美，涉嫌揭人隐私，涉嫌制造舆论，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作乱……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失去了种种针对性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写小说就是要把小说当小说写。《红楼梦》摆在案头，您就“把玩”“把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