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月色好

彭荆风

她刚把窗户推开，山谷里那冰凉而又潮湿的浓雾就拥了进来，雾腾腾地四散着，好像要把这小屋里的一切都吞没掉、化成水、化成烟。她本来想看看正在劳动的丈夫和几个道班工人在什么地方，但眼前一片白茫茫，山峦、树林、公路，都消失在浓雾里了。她只好赶紧关上窗子。

如果不是她的丈夫——这道班房的班长，一次又一次给她写信，她怎么也舍不得离开自己那傍着大河的美丽的坝子，到这终年被云雾深锁的大山来。这里只有她一个女的，丈夫和他们一出工，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去年春天他们新婚不久，丈夫就来山上道班房工作了，一年难得回家几次，这使她很恼火。这次上山来，她本想劝丈夫回坝子里去。如今，农村在搞责任田，家里又缺劳动力，回去多好！她准备再住几天就回去。

过了一个多小时，丈夫和那些道班工人才回来。看到小伙子们的早饭中只有咸菜，她便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小腌鱼。小伙子们也不客气，一会儿就吃掉了半小罐。她轻声劝丈夫回去，但丈夫说要打仗了。看见丈夫那显得消瘦的脸颊，她很心疼。吃过饭，丈夫对自己没能陪妻子深感抱歉。她却决定过几天就回去。

丈夫和工人们走远了，她还痴痴地站在门口想着心事。一点钟左右，当她挑着一桶热茶，晃悠悠地沿着山路走去时，一辆军车迎了上来，车上的战士想喝茶。她赶紧放下担子，亲切地叫同志们喝。参谋拿出一元钱给她，说是茶钱，她生气了。参谋急忙道歉，军车飞速开走了。她又回去烧第二锅开水。这天上午她忙出忙进，心情没有那么寂寞了。

这天晚上，雷鸣电闪，风雨大作。风雨中，还听得见有低沉的吼声。丈夫告诉她是汽车。想到上午路过喝茶的那几个战士，她奇怪为什么这么晚还来车。丈夫说部队多是在晚上行动。听到汽车的声音越来越响，而且老是在一个地方，丈夫坐了起来。他担心有的地方又塌方了。她也坐了起来，紧靠着丈夫侧耳倾听。丈夫叫她明天回去，她明白，大概要打仗了。她心里不放心，不想走。风雨更猛烈了，仿佛从云天扑下来，又仿佛从山岩腾起。这小小的屋子也好像要被冲垮、抬走了。汽车的声音还在时停时响着。丈夫要出去看看，她的一句话还没等说完，丈夫已消失在雨夜之中。那些道班工人也在纷纷往外走。

几小时过去了，丈夫和车队都不见过来。她再也坐不住了，披件塑料雨衣，锁上门就往外走。才走了几步，一阵急骤的风雨就旋转着扑了过来，刮走了她头上的竹笠。风雨围着她，扑打她，把泥水溅在她的脸上。她只好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她走走停停，终于听见了低沉的人声和车辆移动的声音，大约有几百人、几百辆车。她加快了步子，听到丈夫的声音，看到丈夫在车队前面引路。

第二天，公路上摆下了许多大炮，支起了帐篷，搭起了伪装网。那天见过的那个参谋也走过来向她问好。她很高兴，要天天为战士们送茶水。吃过午饭，丈夫让她搭车回去，她不肯，要留下来照顾丈夫、照顾那些解放军战士。那天下午，她刚挑着桶去送茶水，炮声轰地一响，山剧烈地晃动了一下，震得她的心似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她只好疾走一阵，又在树脚下躲一躲。丈夫和那些道班工人正在公路拐弯处填一个弹坑。见她来了。都有些惊讶。但大家实在是太渴了，都拥过来抢着喝茶。丈夫催大家快喝，因为运炮弹的车队就要过来了。丈夫劝她躲一躲，她见丈夫一脸泥水，心疼得很。这天的炮战从拂晓一直轰到黄昏。开始，她只是想帮帮忙，但炮弹坑不断出现，她也就忘了疲累，拼命地推车运土。

黄昏时，他们填平了弹坑。这时，她才觉得浑身酸痛。一步也不想挪动了。一个年轻工人推着小车叫她来坐，她有点害羞。丈夫把她托起来，放进小车，人们争着来推。她想起了那简陋的道班房，突然觉得那里是那么温暖、诱人。她渴望着回去能洗一洗，吃顿饭，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哪知敌人的一颗炮弹在道班房附近爆炸，把房子震塌了。参谋说敌人本想打我们这门炮，可结果打偏了。她流下了热泪，说幸好打偏了，不然，真叫人害怕。听了她的话，参谋的眼睛也湿润了。

这时，清爽明净的山野，一片寂静。白如乳汁的云雾，悄悄沉睡。清澈如洗的明月，向大地倾洒着它那迷人的银光。祖国南部边睡的山谷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迷人。

（有删改）

回乡

余显斌

将军离开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将军背着斗笠，戴着军帽，很精神，也很帅气。

将军是跟着刘邓大军离开的。

将军离开时说，自己会回来的。将军拉着张婶的手说：“大妈，你救了我，到时我会回来看你的。”将军红着眼眶又对吴哥说：“大哥，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将军挥着手走了。将军这一走啊，南北东西，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里，将军汇来东西，打来电话，问张婶好，问吴哥好，问乡亲们好。将军说，自己很想回来，可是，没有时间啊。将军说，自己一旦有时间，一定会回来，一定会看望乡亲们的。

大家都说，将军还记得老家，还记得大家呢。

张婶擦着眼睛说：“哎，孩子受苦了。”在张婶眼中，将军一直还是个孩子。

吴哥也点着头，安慰道：“现在好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将军的电话慢慢少了。张婶有时会望着村口，自言自语道：“咋不回来啊，是不是忘了老家啊？”吴哥摇着头，想说什么又没说，只是叹一口气。

两人就谈起当年的将军，那样年轻，就是营长了，就带着部队打仗，就受伤了，在张婶家养伤。那时，生活多苦啊，没啥好吃的，上顿红薯下顿红薯的。张婶说罢，长叹一声道：“难为了这孩子，也不怪把我给忘了。”

吴哥仍不说话，咂吧着烟锅。那次，国军士兵听说一个解放军伤员在村里养伤，还是营长，就赶来抓。自己听到消息后，赶到张婶家，背起将军就跑，躲在山上三天三夜啊。国军士兵放火烧山。大火呼呼的，将一座山都烧秃了。自己和将军躲在一个水塘里，一人嘴里衔着一根芦苇管，这才躲过一劫。

两个老人说着，仿佛再次回到了当年。

终于，张婶没有等到将军回来，闭眼前告诉孙子周根，将军回来了，替自己告诉将军啊，当年，生活不好，受苦了啊。

周根点头，默默无言。

吴哥不久也走了，临走告诉儿子吴竹，将军回来了，告诉将军，老哥哥一直想着他呢，盼着他呢。

吴竹也点着头，默无一言。

两人都想，将军能回来吗，以老人们所说的年龄，将军现在也是花甲老人了。

听村长说，将军身体一直不好。当年的那颗子弹一直没有取出，还在脑袋里。老人们临终的嘱托，能兑现吗?

他们心中，就有了心结。

他们没想到，将军真的就回来了。

将军回来，是在一个深夜，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唧唧。

一辆车悄悄在夜色里来，又悄悄在夜色里离开。第二天，当村人听到消息后，都围着村长炸开了：“将军回来了，咋不告诉我们一声啊？”有人叹气：“哎，老家毕竟是山里啊。”

周根咳了一声，这……这样，自己咋告诉奶奶啊？奶奶听到这样的消息，会在地下瞑目吗？

吴竹更是摇着头，一声不吭。

村长低沉着声音告诉大家，车子走了，将军没走，留了下来。见大家都睁着眼睛，四处张望着。村长说，车子带回的不是将军，是将军的骨灰盒。将军十几年前枪伤就发作了，瘫痪在床上，记忆力已经模糊，啥也不知道了。临死前，将军竟然清醒过来，告诉家人，他要回家，要回到霍山去，那儿的乡亲在等着自己，张婶在等着自己，吴哥在等着自己，自己活着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回去。

大家听了眼圈都红了，有人问：“葬……葬在哪儿啊？”村长说，将军死前吩咐，将自己骨灰带回来，悄悄葬在霍山的土地上，不要举行追悼会，不要起坟，不要立碑，不要让人发现墓地。

周根急了道：“我们该去放一挂鞭炮啊。”

吴竹点着头道：“对啊，清明了，也得去挂一串纸啊。”

村长摇着头，因为将军说，当年在这儿，自己受伤，连累了乡亲们。也连累了这儿的树木山林遭到火烧，自己一想到就愧疚。如果将来大家要祭奠自己，到了清明节，就栽一棵树吧。栽一棵树，就等于替自己报答了故乡一份情意。

大家再次沉默着，久久无语。

以后，每到清明，村子里的人都拿着树苗，在山上四处栽着。周根和吴竹栽的格外多，山前山后，河边坝上。他们说，这是替他们的奶奶和父亲栽的，奶奶和父亲是将军的老友，一定更想念将军。

村子，于是就掩映在一片绿色里、一片花光中、一片鸟鸣里。

（有删改）

①在国际舞台上，过去20多年来，我们不断见到有政治家为本国政府的罪行公开道歉。政治学家格拉汉姆·多兹整理了囊括数百年的“一个相当全面的重要政治道歉编年目录”。他的目录始于10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政教纠纷道歉，皇帝本人赤脚在雪地里站立三天”。此后，历史等待了600多年才见到另一次政治道歉，1711年，马萨诸塞向萨勒姆驱巫审判的受害者家庭道歉。20世纪的第一个道歉来自德国，德国在1911年的《凡尔赛合约》中承认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这个道歉也许不能作为鼓吹道歉的合适案例。但最近20年的一连串道歉的确标志着各国自我展示的新时代。有史以来，各国领导人第一次将历史事实与国际和解置于国家一贯正确的面子之上。在这一时期，德国为纳粹集中营道歉，美国为拘押美国日裔道歉，苏联对“二战”期间杀害波兰俘虏道歉，英国人向爱尔兰人、印度人和毛利人道歉。

②人类社交节目单上的道歉和其他和解姿态真的能够打破复仇的循环？政治学家威廉·朗和彼得·布莱克在他们2003年的著作《战争与和解：冲突解决的理性和情感》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了114对在1888年至1991年间有过国家间战争的国家，外加430场内战，结论是：对国际纠纷而言，情感姿态没有任何作用。显然，成功不取决于象征性的姿态，而是依赖发出代价更高昂的信号。

③朗和布莱克说，有些时候，那些厮杀了几个世纪的宿敌可以成为好朋友——英国和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法国——但是，这样的和好是几十年和平共存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和解姿态的直接产物。然而在国际冲突中没有意义的和解姿态，在结束内战方面却有自己的作用。毕竟，内战的双方同处一道国境之内，国旗和足球队给了他们某种想象上的联盟。

④朗和布莱克研究了1957年以来发生的11个象征性结束了内战的和解活动，其中有7个（64%）没有复发暴力。而在没有经历任何和解活动的冲突事件中，只有9%看到了暴力的终结。他们发现，成功的共同条件既不是完美的公正，也不是完全没有公正，而是在一套和解仪式之下实现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公正。

⑤南非的和解过程是内部冲突和解的典范。援用科萨人的兄弟概念，尼尔森·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图图确立了修复性司法，而不是报复性司法，用以愈合种族隔离统治下数十年的暴力压迫和反抗给南非造成的创伤。正如权利革命的各种策略，曼德拉和图图的修复性正义既得自于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思想库，又是对此思想库的新贡献。朗和布莱克发现，莫桑比克、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萨尔瓦多的国内和平都得益于类似的项目。

⑥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最可怕的冤冤相报。即使最最天真乐观的人也不敢说知道如何解决巴以问题。但是，以色列小说家阿默斯·奥兹对解决纷争的想象得到了“和解应用心理学”的支持：

⑦悲剧只有两种终结方式：一是莎士比亚式，一是契诃夫式。莎士比亚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对于巴以悲剧，我想要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

(选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