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 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 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

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风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

影戏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观点。一般把汉代方士设帐弄影招魂，视为影戏的肇始，李少翁为汉武帝早逝的宠姬招魂就是一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唐代中晚期或稍晚的五代时期是影戏的滥觞期。当时影戏是为佛教宣示轮回报应的佛法服务的。寺院中的俗讲僧在超度亡灵时，用影人作为死者的灵魂。

宋代的《都城纪胜》一书中介绍了影戏制作材料的演变和表演的内容：“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镂，后用彩色装皮（羊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宋代都城汴梁的市井游乐中，就有傀儡戏之类的表演。

宋代影戏相当繁荣表现在出现了专门制作镂刻影人的艺人。宋《武林旧事》有“小径纪，一项，记载有“镞影人”即刻镂影人的行业。“武林”是南宋都城临安的别称，这说明从北宋至南宋，影戏又有了新的发展。因为需要众多，才会有专门刻镂影人的行业。当时影戏还有不同的种类，《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章说“丁仪、瘦吉等弄‘乔影戏’（滑稽影）”；《都城纪胜》“杂手艺”条说“有‘手影戏’一种”；《武林旧事》“元夕”条云“或戏于小楼，以人为‘大影戏’，儿童喧呼，终夕不绝”；在南曲曲谱中有“大影戏”曲调一种。

元代统治者把影戏作为宫廷和军中之乐。成吉思汗的大军远征到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中国影戏也被传到波斯等阿拉伯国家，后又辗转传入土耳其、希腊等国家，至今希腊和土耳其称影戏为“中国皮影”。

明代影戏在民间广泛流传，它不只受到广大下层民众的喜爱，也受到文人欣赏。《剪灯新语》作者瞿佑有《影戏》诗一首，诗中描写影戏的情景，结句说“线索重看傀儡喜”，由此可知明代有称影人为傀儡的习惯，正如近代有人称“皮影”为“平面傀儡”一样。

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发展，至清代，中国皮影进入了空前的繁盛时期，形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熟和繁荣局面。

其一，流传全国，形成了七大影系，北到黑龙江，南至广东、海南，西至青海、甘肃，几乎是遍布城乡，处处皆有影戏，而且酬神祭社、节庆娱乐，具有多种功能。

其二，镂刻技艺高超，影偶造型精巧，形成一种独特的工艺美术品种，为世人喜好，不少国家的博物馆中收藏有清代皮影人物。

其三，形成了悦耳动听的各种影戏唱腔，有的成为独立的戏曲曲种。

其四，剧目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中国影戏发展至清代，积累了大量的剧目，而且差不多都有写定的本子，海内外一些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有一定收藏，大部分在民间收藏,是一份具有独特民俗文化内涵的文化人类学资料。

（摘编自《中国皮影艺术的起源与史脉》）

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和其它一切文艺形式一样，它具有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多重社会功用。但是，从历史上曲艺扮演的不同角色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看，由艺又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在自身娱乐大众和化育世风等“本体”功能之外，同时兼有传承历史文化和传播知识观念的“载体”功能，更有孕育文学体裁与戏曲剧种的“母体”功能。

比如，许多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历史与文化传统，包括生产和生活知识，都是借助曲艺“说唱”的表演方式，传承下来或传播开来的；当今仅有几千人的赫哲族民族，基本上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生产和生活，唯可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动因与理由，就是继承和保护伊玛堪的“说唱”表演。再如，古人吟诵的诗歌和俗赋、演唱的宋词与元散曲，均是古代曲艺与文学一体发展的特殊产物；近代以来诸如评剧、越剧、吉剧和北京曲剧等等剧种的形成或创立，无不是在莲花落、嵊州落地唱书、二人转和单弦牌子曲等曲艺形式的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成的。凡此种种，均使曲艺功用远远超出了自身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娱乐与审美范畴。从而与其他的艺术门类，形成鲜明对照。可谓出类拔萃，卓尔不凡。

从中国曲艺的自身发展来看，当今内地曲艺的曲本创作与表演实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与遗憾，其解决途径，有赖对自身艺术独有特征和多样功能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把握。只有真正明白了曲艺是什么，曲艺的艺术优长和表演擅长在哪里，才不致将传统继承搞成抱残守缺，将发展创新弄成南辕北辙；才会远离戏剧化、歌舞化、杂耍化的迷误，避免“改行”式的“改革”、“创伤”式的“创新”和“革命”式的“革新”；进而改变创作表演“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段、轻长篇，重表演、轻创作，重技术、轻艺术，重演员、轻伴奏，重数量、轻质量，重包装、轻内涵，重宣传、轻实干”的跑偏路径。最终通过对于自身传统的深入学习和深刻继承，既返璞归真也返本开新，既礼敬传统也发展繁荣。

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去看，要想真正确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了然于胸。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就有赖对包括曲艺在内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和深刻传扬。只有通过对自身历史文化全面系统的学习了解和继承弘扬，将自信建立在自觉、自尊和自豪的基础上，才不会自卑、自虐和自残，才能够自重、自立和自强。

（摘编自吴文科《中华曲艺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