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散文精华》序

季羡林

①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的一位教授。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我读了一些，也觉得确实不错。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娓娓而谈，妙趣横生，不禁神往。愧我愚鲁，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恍然顿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中间有散文，在“史”和“子”中，绝妙的散文更多。在“集”中除了诗歌以外，几乎都是散文。因此，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以及从历史的悠久来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②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管齐下，各有独特的成绩。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哪一方面成就最大？言人人殊，不足为怪。我不讨论这个论争。但是有人说，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我不评论这个看法是非曲直，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很有启发性的。专就形式而论，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哪里有一点《三国》、《水浒》、《红楼梦》和唐代传奇、《今古奇观》、《聊斋》等的影响？它们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戏剧，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从形式上来看，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我不反对“西化”，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至少散文，则很难说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它基本是中国的。我个人认为，这同中国是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

③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的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现在有些散文确实“散”了，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这样的东西也居然皇皇然登在杂志上，我极不理解。听说，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灵感忽然飞来，于是拿起电话，自己口述，对方笔录，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这是否是事实，不敢说。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一些大家的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又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的情况下，千锤百炼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然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王 能

阿成

哈尔滨有条中央大街，很有名气，哈尔滨人都引以为豪。

中央大街上有一条叫“彼德洛夫餐馆”的俄式饭店。哈尔滨的老一辈、少一辈都在这家西餐馆用过餐，吃过这里自制的腌黄瓜和色拉。倘外地来的朋友、亲爱者、老同事，也一定被领着到彼德洛夫餐馆搓一顿，或者斯文一番，尝尝“东方莫斯科”的正宗风味，以加深异乡异客对典型环境的典型认识。

店主王能，绝非高人，亦非睿智。外号“王熊”，王能的谐音而已。王能其实并不熊，熊还得了?尤在当代，熊，别说开馆子，就是走在街上，也无端遭人白眼。王能已年近花甲，头脑还是运转正常。赚钱讲究赚钱的艺术，主要靠手艺，仅仅几道西餐，靠货真味纯：铁扒笋鸡、鞑靼焖牛肉、高加索式牛肉饭、基辅式猎户汤，包括刀叉餐纸，都不含糊。在价格上琢磨得也很细，常常跟着时令，或升或降，看着很善良。不似有些朋友，钱赚得很粗野，见了买主，真开牙，花里胡哨，拦路抢劫一般。

王能打小就在彼德洛夫开的西餐馆里学徒。开始是烧火，继而是揉面，做酸黄瓜，调酒，摆台。人聪明，一点就透，配菜、摆台，常常干得别致。

王能对彼德洛夫的感情是很深的，是彼德洛夫把他这个流浪的孤儿领回餐馆干学徒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圣诞，又除夕，又钓鱼，又打猎，真是不是父子，胜似父子。

彼德洛夫是坐火车走的。火车呼哧，呼哧，开得很吃力，冒着浓浓的黑烟。那是个春天，灰色的毛毛狗刚刚绽成雏形。王能走迷了路，转了整整一天，才摸到中央大街。

至此以后，每逢圣诞节，王能就唱这支歌，“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让公家关了这铺子，也照例年年地唱；打成苏修特务，进了监狱也唱，一边唱，一边流泪，一边流泪，一边唱，一边喝酒，一边吃酸黄瓜，大口吃，嘎吱，嘎吱的。家里人都低头抬眼偷看他，谁也不敢言声，只盼圣诞之夜，快点过去。

每值早春，王能一定要到松花江的江北去采些毛毛狗来，扎好，送到南岗的苏军纪念塔前——他的确是献给彼德洛夫的，尽管彼德洛夫不是红军。

彼德洛夫也是个孤儿，从小在基辅的一家餐馆学徒。

八五年，王能又重新开张老字号，彼德洛夫餐馆生意很不错，每天都有几百元的进项。目下，开放搞活，国人，洋人，都觉得相互之间的关系近便了。兼之哈尔滨这个城市是按照沙俄首都莫斯科的模式建造的。有道是：到了承德外八庙的普陀宗乘之庙，就如同到了西藏的布达拉宫，那么，到了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也就如同到了莫斯科了。到彼德洛夫餐馆吃吃西餐，不仅是对西餐的品尝，而且是某种心态的满足。再者，餐馆的酸黄瓜腌得别有一番滋味，男牙，女牙，嚼嚼，都感到味道可真不错。餐馆里更有一台老式手摇留声机专播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什么的，餐客就更加络绎不绝，舍得掏票子。不少餐客还是不很富裕的知识分子，听说不少还是专门研究苏俄的。

每到春天，总有一天王能不开业，他要到江北去，采些毛毛狗……

一日，有关方面的，来了一个官员，对王能说，“彼德洛夫餐馆”有个俄文字母写错了，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看出来的，在政协会上提出来，建议改改，不然太那个，好像哈尔滨人都不懂俄文。这样下去，于知识界也脸上无光，于国于民呢?是不是?中央大街，为中外友人仰慕之所在，大大的错误，高悬其间，真叫人汗颜呢——

王能终于听明白了，说，不懂!官员笑了，说这可不行，王老板，真是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是上头有话．而且是政协委员的提案，更不能马虎。中央大街不比道外的草市街，裤裆胡同，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外国人一般不去那里。这是那位政协委员的原话。

王能说，不改!

官员说，您老人家再想想……

王能说，不想!

一星期后，有关部门强行把匾摘了下来。

王能就停了业。

后来，那位政协委员知道了，很感慨，说：仅仅一个字母，就抱残守缺，中国改革之艰难，就在于此!

彼德洛夫餐馆至今再未开业。

王能是去年作古的，听医生说，他的心脏以及胃都不大好，大约酒喝得太多。

彼德洛夫餐馆大约的确可以作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