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四次零售革命”是由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由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商务直接触发的一场新的零售革命，其本质是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流通生态的再造和零售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观、时空观和经营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一步改变了零售的理念。电商成为这次零售革命的先驱和主力军，推动零售业产生颠覆性改变，消费者也受益颇大。

针对传统零售的弊端和电商的瓶颈与问题，有人提出“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念，这与“智能零售”概念从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对“第四次零售革命”当下先进的零售模式的一种概括。

尽管零售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传统的实体店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商都渴望得到并拼命抢占实体店资源，争做智能零售先锋；传统零售店也在探索或寻找机会触网上线。发展智能零售，首先应是零售理念的彻底变革，即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必须对消费者出于真心。

（摘编自王成荣《第四次零售革命：从电商到智能零售》）

材料二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国及对策》）

材料三：

学者和实践者对于“全渠道零售”的理解，还处于探索和讨论阶段，存在着诸多模糊的问题，特别是营销学者和零售学者的反应，与实践相比，显得迟钝和冷漠。

“全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端到客户端之间所有形态的流通环节的总称，从形态上包括实体渠道、电子渠道和直销渠道；从归属上，分为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从级别上，包含卖场、批发商、专营店、便利店等：从职能上，包括宣传、发展和服务；从主体看，从事零售行为的可以是专业零售商，也可以是制造商、批发商，甚至消费者个人；从行为看，零售行为和批发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从范围看，一次大规模零售活动可能是全社会多个部门协同作用的结果。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四：

电子商务服务的本质是满足消费。21世纪以来，商业信息传递突破时空障碍、物流网络逐步实现全通联，制约消费的一系列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为此，消费亦得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基于现代信息互联技术，以无限扩展的云为基础，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现代消费方式就是“云消费”。“云消费”在技术层面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云内容”、“云终端”“云支付”。

“云内容”即消費突破传统店铺限制，突破有形与无形的界限，突破商品与服务的界限：“云终端”即凡是消费者接触的任何店铺或智能电子平台都可以作为提供消费的便捷终端：“云支付”指消费者可以利用任何支付工具，无障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付便捷安全，且资金互通共享。

“云消费”时代，信息成本逐渐成为交易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成本。“云消费”以消费者为核心。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大量普及、智能移动电子终端的广泛应用，社会主流消费群消费模式表现出三大基本属性：消费的体验化、专属化和社群化。

（摘编自赖阳、韩凝春《论“云消费”时代的零售革命》）

   古代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以前。西周时不仅有国学，还有乡学；不仅有大学，还有小学；不仅有宫廷教育，还注意幼儿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民间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

到西汉，中国已有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太学。汉代的学校，是官学与私学并举。官学除中央政府所办太学之外，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庠”，聚回“序”。私学则分两种，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而由着名经师设帐聚徒讲学的，一般具有大学程度。班固赞颂汉代“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可以想见当时学校教育发达的盛况。

唐代复兴汉代教育的传统，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教育的成果，全面的加以发展，使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峰。唐代建立了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辖各学。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科专门学校。

唐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宋代书院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江苏江宁茅山书院等。元代政府也大力扶植书院，建制有民办、管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明代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则有卫学（军事学校）。地方学校规模虽有大小，但彼此不相统属，学生皆有送至中央国子监资格。此外，地方性专科学校还有军事、医学、阴阳学等。清代学制，大抵沿袭明制。明清科举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

中国古代教育是人文主义的教育。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只是单纯的知识。它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弘扬那种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统一起来。此外中国古代教育在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子女教育、幼儿教育、科技教育、艺术教育的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模式、中国气派，其中许多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①小小说在我国其实原来就有，外国也有。但由于中国近些年来小小说比较流行，读者面很广，于是才把“小小说”当成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值得探索。

②小小说并非单指短小的小说。短小，只是它的外部特征。小小说仍然可以看作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分支。短篇小说的一般特征，小小说都是应该具备的。但是小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本质上既相近，又有所区别。小小说是短小的，从里到外都是小的。小小说作者所发现、所思索、所表现的只能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这个片断是别人没有表现过、没有思索过、没有发现过的。最重要的是发现。发现，必然就伴随着思索，并寻找合适的表现形式。文学创作都需要发现，但是小小说的作者更需要有“慧眼”，因为引起小小说作者注意的，往往是平常人易于忽略的小事。这种小事必须是天生得来的一块小小说的材料。这样的材料并非俯拾皆是。小小说材料的获得往往带有偶然性，邂逅相逢，不期而遇。并且，往往要储存一段时间，作者才能大致弄清楚这件小事的意义。写小小说确实需要一点“禅机”。

③小小说虽然不大可能有十分深刻的思想，但可以有一点哲理，不过不能在里面进行完整的哲学的思辨（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可以）。小小说的特点是思想清浅。半亩方塘，一湾溪水，浅而不露。小小说应当有一定程度的朦胧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篇小小说发表了，创作过程并未结束。作者还可以继续想下去，读者也愿意和作者一起继续想下去。这样，读者才能既得到欣赏的快感，也得到思考的快感。追求，就意味着还没有达到。追求是作者的事，也是读者的事。小小说不需要过多的热情，大喊大叫，指手画脚，是会叫读者厌烦的。小小说的作者对于他所发现的生活片断，最好超然一些，保持一个客观者的态度，尽可能地不动声色。小小说总是有个态度的，但是要尽量收敛。可以对一个人表示欣赏，但不能夸成一朵花；可以对一件事加以讽刺，但不辛辣。小小说作者需要的是聪明、安静、亲切。

④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本色、天然。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脱水蔬莱，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干了水分，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变成一篇小小说。小小说不能写得很干、很紧、很局促。越是篇幅有限，越要从容不迫。小小说自成一体，所以也叫“微型小说”。小小说就像咫幅盆景，可以仿宏伟之自然。小小说就像宋人在扇子上画龙舟竞渡图一样，用笔虽极工细，但是一定要留出很大的空白，不能挤得满满的。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中国画也讲究“计白当黑”。因为注意“留白”，小小说的天地便很宽余了。所谓“留白”，简单直截地说，就是少写。应该在写的时候就控制住自己的笔，每琢磨一句都要想一想——这样才能做到句有余味，篇有余意。

⑤小幅的画尤其要讲究“笔墨情趣”，小小说也需要精当的语言。古人论诗时说，七言绝句就像二十八个贤人容不下一个粗人。写小小说也应如此。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相声气，不要用一种半文不白的轻佻的语言。小小说当有幽默感，但又不是游戏文章。小小说不宜用奇僻险怪的句子，如宋人所说的“恶硬语”’。小小说的语言要朴素、平易，但有韵致。

近一百年前，胡适、闻一多等前辈学人为“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而奔走呼号：“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闻一多《匡斋尺牍》）。经过近百年的宣传与引导，《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无论从作品创作、结集的目的，还是传承、使用的方式而言，《诗经》都与后世的文人诗歌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仅仅是作为诗歌而存在，更是诗（歌辞）、乐、舞与礼结合的产物，其中承载着整个周代的礼乐文明。作为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与组成部分的《诗经》，它的创作、结集以及传承的整个历史，始终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

商朝末年，居住于豳地的周族，因受戎狄部落的挤压，在古公亶父率领下举族迁徙。他们沿渭水西行至周原岐山一带，在漆水、沮水旁觅得可居之地，于是平田整地、筑室造屋，设“五官有司”而开启了走向文明的新生活。周民族最早的史诗《大雅•绵》，详细记录了古公迁岐、建都的完整过程，具有典型的史官叙事的特点。而武王克商后使用于仪式的《大雅•大明》，同样被视为周民族的史诗性作品，却表现出了与《绵》专注于记史相区别的、专注于颂赞的特征。稍后出现的《大雅•文王》，以“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服于周”“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等话语，表现出了浓重的陈诫意味。《绵》之记史，《大明》之颂赞，《文王》之陈诫，十分典型地说明了早期乐官职能由记史向仪式颂赞与陈诫的转移。

礼乐相须为用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西周早期是祭祖礼率先发展的时代，《诗经》中时代最早的仪式配乐之歌，便均与祭祖礼直接关联，如《周颂》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等等。这些祭祀乐歌与仪式颂赞、陈诫乐歌相配合，初步呈现出了周礼“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礼乐特征。

宣王初年对朝政的反思，不仅表现在重视协调君臣上下关系的燕射之礼上，还表现在把那些为规劝厉王、讽刺朝纲大坏的“变大雅”用于仪式讽诵以警示时王上。这实际上是对“正大雅”中《文王》所创仪式陈诫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只是由于历史环境与朝政状况的巨大差异，与《文王》一诗的诫语多针对“商之孙子”不同，《民劳》《板》《荡》等诗说的是“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规劝与讽刺的对象直接指向周王及其执政大臣。这一类诗歌被用于仪式讽诵，从根本上突破了仪式陈诫类乐歌的题材界限，为宣王后期至幽王时代讽刺类乐歌的蓬勃出现创作了条件。

在执政者失去推行周道、重振礼乐的意识与能力时，以文王、周公后继者自居的孔子，主动承担起恢复和弘扬礼乐文化的责任。早年的从政经历，让孔子意识到在实践层面恢复周礼的不可为；于是，从学术层面通过教授弟子来传承周代礼乐文化，就成为孔子晚年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儒门弟子的传承中，彻底脱离了仪式与音乐之《诗》，不可挽回地走上了德义化的诗教之路。

总之，西周时代以“乐”的形态与“礼”共生互动之《诗》，从重“乐教”向重“义教”的转化，最终成为孔子诗教的课本。在儒门弟子德义化的阐释中，与“乐”分离之《诗》重新依附于“礼”。“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篇》），在《诗》与“礼”的关联互动中，最终涵育为最具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诗礼文明，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基本走势。

（马文琴《礼乐互动中的诗》，有删改）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塑造与之匹配的新型人格范式——生态人格。生态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伴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基于对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把握和认识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资格、规格和品格的统一，是生态主体存在过程中的尊严、责任和价值的集合。

生态人格体现了对“求真”的理性追求，即生态人格要求人们必须拥有丰富的关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知识，具有自觉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的生态智慧，并以此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只有享用自然的权利，而没有占有、宰割自然的权利。人类之所以具有享用自然的权利，首先是因为自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可享用性，其次是因为人类具有享用自然的能力。人类享用自然必须以保证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为前提，要享用自然必须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使自然为我所用，而要保证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则必须建设自然，向自然奉献，使自然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实践应当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与条件，不要也不应该破坏、污染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如果说，享用自然是人类的基本权利，那么，维护自然的可享用性则是人类的基本义务。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却是片面的，人类并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统一性、全面性和丰富性。

生态人格体现了对“择善”的完满诠释，即生态人格在道德责任上打开了人对自然的关怀之窗，将道德关怀的视野从人类拓展到了整个自然界。生态人格超越传统人格，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维度重新审视人类赖以珍惜的道德品质，赋予它们崭新的内容和气质。同时，生态人格是由拓展与超越传统伦理的环境伦理来涵育和教化的，环境伦理不仅需要借由调节、导向、教育、辩护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功能来实现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提高和改变个人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从而提升个体道德品质。生态人格正是在环境伦理的这种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中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特质的。

最后，生态人格体现了对“臻美”的深刻体悟，即生态人格要求人们具有感受自然生态之美的特殊审美意识和能力，并不断培育生态审美情感。生态美感是在生态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的生命节律与审美客体的生命节律、审美主体的情感态度与审美客体被感知的情感价值取向产生对应和谐引发的。只有用心去感受自然，使自身与自然相融通，从而和其万象，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共生、整生，体会其超然的生态美感境界，才能最终实现人与生态的全面发展。生态美感的树立对改变人类以物质生存为中心的生存方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与自然的精神和谐具有独特的作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