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马两个人

迟子健

一匹老马拉着两个老人，朝二道河子方向走。 马是瘦马，走起路来就难免慢慢腾腾的。两个老人，是一对夫妻。老头子跟老马一样瘦，老太婆则像个大树墩一样胖。他们都是小眼睛，是那种懒得睁开的、老是处在半梦半醒间的小眼睛，尤其是 老太婆。因而有的时候，马觉得老太婆是没长眼睛的人。

二道河子离他们居住的村庄有二十里路。这条路，马不知走了多少趟，也不知走了多少年，只记得以前背上吃了主人数不清的鞭子。马还记得，他们的儿子第一次被人用手铐带走时，哪怕是走在没有辎重的平道上，它也要挨上几十道鞭子。而他第二次戴着手铐被人带走后，他们对它则温情多了，夜里不忘了喂点豆饼给它吃，女主人还常常用一把刷子给它理鬃毛，仿佛把它当成了他们的儿子。

同以往一样，坐在车辕的男人垂着头袖着手打盹，车尾的老太婆则躺着睡觉。他们不用担心马会走错路，因为去二道河子只这一条路。他们也不用担心马会受惊，因为这个季节没有其他的车辆过来。马呢，它知道两个人都在迷迷糊糊地睡，所以它若遇见笔直的路段时，也抽空打一下盹，它老是觉得累。

马打了一个响鼻，示意二道河子已经到了。果然，老头子下了车，他先用乎抚摩了一下汗涔涔的马，无限怜惜地说：“唉，瞅瞅你这一身的汗 ，真让我不忍心再使唤你了。”说着，他回头去看车尾的老伴。

“老太婆，你到哪里了，我看不见你，你给我个音呀!”老头子叫道。

老头听不见老太婆的声音，他急了，仔细地看看周围，也不见人影。他这才明白，老太婆丢了。

他责备自己太粗心，边掉转车头，折回去寻找。 马听见老头呼唤老太婆，已经明白了。尽管它已经累得眼花缭乱了，还是加快了步伐。可是老头还是嫌它走得慢，他没有鞭子，就下车折了一根柳条，不停地抽它。马虽然疼痛难耐，但仍闷着头， 拼命快走。老头子并不领情，心急火燎地持续抽它。

大约走了四里路，他们发现了老太婆，她横躺在路上。老头叫了一声：“你怎么睡在路上了，吓死我了。”

马满身是汗，疼痛难忍，四条腿没有一条不在打哆嗦。它不像老头子那么乐观。 果然，老头子发现老太婆的额头都是血，而地上也是血迹斑斑。老头试了试她的鼻息，一点呼吸都没感觉到，再摸她那双粗糙的手，已经冰凉如秋日的河水。 当老头子看见路面有一块凸出来的像笋尖一样的带有血迹的石头时，他咆哮着，使劲踢那石头，而石头就龇着血红的牙望着老头子。老头子从车上取下镐头，奋力砸那石头，石头迸溅出一串串火花，瞬间分崩离析。

他们朝那村庄走去。 一块这么不起眼的石头就要了她的命，老头子想不明白。她落地后是不是呼唤他了？可惜他耳朵不如年轻时灵便了，而且马车一旦走起来，听到的只是马蹄声。他这样一想，就有些怨恨马了。 而马呢，也走得心事重重。它在责备自己。一定是因为它走路不如以往利索，腿常常抖一下，车也随之颠簸一下，相必她就是这么被颠倒地上的。而且，在拉扯的过程中少了分量，它应该有所觉察的，可它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它是个废物了。马觉得自己最好就此不要吃草了，就这么晚结算了。老马就在那一天水草未尽，老头子也是粒米未食......

（节选自迟子健《一匹马两个人》有删减）

长   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是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了。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地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地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但却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前我国大力倡扬“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直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与困惑，并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离不开“外源性”的理论资源，而且事实上，它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向“西方取经”，过于偏重这些“外源性”资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崇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90年代服膺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和詹姆斯的“永远历史性”，新世纪迷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学”。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样顶礼膜拜、趋之若鹜。举例说，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表，就无异于在国内现当代学术界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到处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话题，甚至“没有……，何来……”的句式也到处被模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应失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本范畴、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要将落脚点转移到“内源性”理论资源上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三是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文章学传统、《史记》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塑造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都可以成为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参照，并促使当代文学史家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如何回归或复活传统的叙事美学与诗学，等等。当代优秀作家已清醒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绎，也不是技术主义的炫技，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并通过“本土经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以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高贵的精神气质，引导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新高度。关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最为宏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不过，必须看到，清代“乾嘉学派”那一套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有用的，但它的琐杂考证和重学问而轻人文的理论对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则是无效甚至是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说过，文学史学科“总要发展，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期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将脱羽成熟。

（摘编自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

今年3月，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共同发布的《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69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7%，明显高于同期全国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57.7%）。一方面，手机、平板电脑等可以联网的新媒体设备伴随着新一代儿童成长，一度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新媒体强大的教育功能与人际沟通用途，也使其成为学习和交流的利器。报告称，这是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覆盖范围扩大、移动流量资费下降的直接表现，也与未成年人对互联网的兴趣浓、学习能力强、应用需求大密切相关。据统计，一半以上的孩子使用新媒体的时间较长，尤其在周末，几乎一天都超过2个小时。在趋势上，幼儿园已有不少孩子长时间使用新媒体，随着年龄增长使用时间有加长倾向。此外，比起小学生，幼儿园儿童拥有自己的新媒体设备的比例更高，这说明新媒体使用呈现低龄化趋势。

（摘编自“中国记协网”《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69亿互联网普及率超九成》

儿童使用新媒体用途（单位/次）

父母介入子女新媒体使用策略（单位/人）

（选自《中国青年报》《“新媒体儿童”来了家长怎样“见招拆招”》）

对于“新媒体儿童”，家长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怕孩子沉迷游戏；二是担心对视力的危害：三是担心暴力等不当内容造成负面影响。《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15.6%的未成年人表示曾遭遇网络暴力，最常见的是网上讽刺或谩骂、自己或亲友在网上被恶意骚扰、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公开。30.3%的未成年人曾在上网过程中接触到暴力、赌博、吸毒、色情等违法不良信息。针对上述问题，69.1%的未成年人知晓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举报，其中初中、高中和中职学生的网络权益维护认知率达到80%左右，小学生也达到59%。但是，曾通过网络进行法律咨询或接受法律服务的未成年人比例只有15%，未成年网民利用互联网进行自我保护的应用水平较低。

（摘编自“网安视界”《CNNIC最新统计：1.69亿青少年网民亟需网络安全保护》）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盛行家长介入子女媒介使用的研究；1990年后，美国政府在家庭政策中强调父母角色，相关研究更加受到关注。研究指出，父母一直以来采取的两种介入方式是“制定规则”和“限制”：而父母的实际行为可分为亲子讨论等正面介入和禁止或限制使用等负向介入，还有父母采取亲子间共同收视的模式。国内相关研究认为，父母对媒介使用的积极干预能提升青少年的学习效果，减少媒介中暴力内容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影响儿童性别角色态度的形成，减少儿童对媒介内容的恐惧反应，并降低儿童可能遭遇的某些网络风险。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中增设“网络保护”章节，尽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在完善行业监管机制、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不良信息、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方面制定有效措施。在现有的网络监管格局内，深化职能部门间的协同联动，健全约谈警示、定期巡查等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对未履行审核义务、放任不良信息传播的企业，依法高限处罚。网络游戏中强化实名验证及身份识别、防沉迷设置、家长守护工具等技术措施。依法对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探索建立从业禁止、涉罪嫌疑人信息公开等制度。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家庭和学校共同引导教育学生正确对待网络、学会规避风险和预防沉迷，对沉迷网络的未成年人，进行以心理干预为主的教育矫治。

（摘编自“法制网”《在未成年入保护法修改时增设“网络保护”章节》）

倾听与诉说

王小妮

80年代来，我到东北的乡下去过，当地的官员说，山东人人跑进了关东，都变懒了。东北农民每年11月到2月是“猫冬”的。封门的大雪，把人们关在火热的炕上。北欧和格陵兰岛上的人患有“年天幽闭症”。白夜和寒冷使人发疯，这种症状，起码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我没有见过！每一扇家门，都结了十来厘米厚的白霜。这种门是永远也不上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裹挟着风跨进门槛，跺去脚上的雪疙瘩，在热抗上随意长坐，拉过笸箩来抽烟，捏一撮带花的茉莉茶叶冲水。人们无休止地说东道西，火炕上永远有绵绵不尽的话题。

中国这么一个大农业国，没有足够的心理医生。许多事情就靠着树下的风和炕洞里的火调解着，疏导着。广大的国土上，有着无数全身投入的诉说人，也自然有无数的倾听者。

这是中国人排解忧郁的特有方式。

地球在转暖，北方的风刃，由利变钝，整个国家都搅动起来了。就因为这些，倾听与诉说，都在悄悄减少吗？

去年，从欧洲回来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背着大小小的羊羔皮袋子。他们本想在中国生活一段，而且刚回到北京，还曾经去八达岭一带看了公寓楼的销售处。但是一个月后，他们便果断地返回了欧洲。经深圳去香港的时候，在我们家，他们吐露了全部的失望。

那丈夫是我们很熟的朋友，仍保持着他在大陆时的风度和矜持。而他的妻子却因为百感交集而加倍真实起来。她说这次回来非常失望。六年的漫长，使中国成了他们唯一寄托着心思的地方。多少次想回来，坐在朋友当中，温上一坛黄酒，把奔波和悲怆讲给朋友。他们实心实意地把中国当成了一只通远又温情的耳朵，以为故乡可以盛得下他们满肚子的诉说。人真的回到了中国。才发现朋友们各自东西，繁忙无序。最亲近的朋友，也先问你持有哪一国的护照，然后就问：“在外面，钱好不好赚？”唯一能陪他们坐到深夜的，第二天一早就来敲门，送上个人资料简历，影印了一大包东西，说给哥们儿也想想出去的办法。

朋友的妻子连连摇着两个闪烁的大耳环。她说，这样也好，从此断了再回来的念头。

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人民不再愿意细说自己的内心，更不想为他人去悉耳静听。

在这里，你想说你没有工作，你想说你的住处已经丢啦，你想说你和老板关系紧张……你的酸甜苦辣是没人想听的。我听你的干什么。谁还不是一样。谁还不是在同一个地球上。我凭什么拿出时间来听你。

倾听的消失，不止在深圳。

北京一个年轻的社会博士，作出了一件令中国人瞠目的事，有一天，一个外省的崇拜者登门造访，想请博士谈谈对当前某某问题的看法。博士说，人的智慧是有代价的。那是我的结晶，你懂吗？你拿走了我的结晶，我要收费。一个小时，你应当付给我200元！

当时我在场，我以为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而令我意外的是，来人居然丝毫不犹豫。双方坐定，开始谈。两小时的述说与倾听，气氛平静。临行前，听者取出400元，认真地付给了说者。

在倾听与诉说之间，隔断它们的是今天冰冷板结的世界。仿佛蜜蜂与花朵之间突然立起了玻璃的暖房。蜂、花和玻璃暖房，可能全都是合理的。

在前年的春天，有一个人，站到了我的门口。

我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茫然地看着我，然后在黄昏里不回头地走掉。

我不想同人交谈，更不想谈诗。诗，是比赚钱、比经营策略、比生意门路更加纯粹的个人活动。有人想听全世界的自言自语吗？

现代社会就是不倾听。倾听的，似乎只有弱智；诉说的，只适合于失意者。这孤落的幽灵，徘徊在全世界的上空，郁闷成疾。这是世纪之病。

人的尾巴已经退化了，再过几百年之后人人的发音功能和听力，也会逐渐地丧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