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寻找陈忠实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白鹿原》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1942年，陈忠实就出生在这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关中处于陕西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说。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几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的不同时期。故事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十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三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这三个预言一一应验。

在《陈忠实传》作者、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能历经24年不衰，缘于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

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千百年来积淀最深厚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关于故乡的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住在省城，但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齷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创办当天陈忠实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它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曲老腔。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来放鸭子。我要把生产队给我的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余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漂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

但是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的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第二，世界一定有一个底子，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万一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年轻人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地凝重。

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爸爸。”父亲没有理我。过了好半天，父亲说：“我们来看看大熊座。这是摇光，这是开阳……”我没有耐心关心这个问题，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儿?”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笑了。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气愤地吼了一声：“难怪人人都说你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拿起竹篙，一把拍在了水面上。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

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

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生产队永远失去了几十只鸭子。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

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编自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

“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有删改）

在春风里

——纪念适之先生之八

陈之藩

和适之先生的谈天是一大享受，可是我跟他却常常谈不来。

比如，在哲学史大纲中，胡先生最精彩的一段是墨子。那是在北大讲堂中，使梁任公拍案叫绝赞不绝口的文章。我就跟胡先生说，我不爱墨子，我的意思是那种文章谁看得懂！他笑笑，也不说什么。

同一本书，比如荀子我是喜欢前面的，他却喜欢后面的！我曾在胡先生面前像小学生似的背劝学篇，胡先生也像小学生似的背后半本。跟胡先生谈天，有个原则，他一定要知道你曾经下过工夫，有诚实的问题，他才跟你谈，不然他就聊别的。

当我背了两段劝学篇以后，他才跟我谈荀子，他说，这都是些冠冕堂皇的文章，当然我知道胡先生的偏好还是荀子的“科学”见解。

两个人虽是谈不来，可是谈一晚上，很愉快的分别。我总是喝得醉醺醺地走到电梯，他总是送我到电梯的地方，热烈地握手，并常说他近来没有什么会，意思是愿我再来谈天，可是也不勉强我。

谈到白话文学，他的程度就不如我了。因为他提周作人，我就背段周作人，他提鲁迅，我就背段鲁迅，他提老舍，我就背段老舍，当然他背不过。

在这些白话文学家里，我们也是谈不来。胡先生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

我如果说：“不要打呀，苍蝇正在搓搓手搓搓脚呢。”他似乎就想起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忆的茫然的眼光里，我看出胡先生对朋友那份痴与爱。

“七七事变”离开北平后，他劝周作人：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道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这是胡先生的一首名诗。及胜利后，胡先生为他辩护，为他洗刷。给法院的证辞中，比较了北大的藏书，比较北大建筑的今昔。把周作人说得不仅不是汉奸，而且是个功臣。周作人坐监时，他去探监。我并未问过胡先生，但在话里，他似乎对周作人现在的情况依然很清楚。

当我听完他每次说周作人以后，即想起：“你们之中谁觉得自己无罪，可以出来打死他！”除非是个圣人，不会有胡先生那种慈悲、那种热爱、那种原谅、那种同情。

丁文江先生当上海总办，是给军阀做事，胡先生在丁传里，不知用多少话来阐述他的那个“如俟河清，当待何日”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出胡先生的辩解，实在并不是用什么理智的分析，而是那份热爱的心肠。因此，他从任何人身上全能看出长处来。

有一次，他问我说：“之藩，你知道曹锟的长处吗？”我从小学课本里就知道，所以我说：“我知道。”他说：“什么？”我说：“贿选！”

他很严肃地说，曹锟的长处是公平。因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么多走卒式的将领来。大概胡先生看过的不平的事太多了，选了半天，选出曹锟来。经他解释了曹锟所提拔起来的屠狗英雄以后，我真是佩服胡先生的用心。因为我从小学课本里灌输的成见，依然保留我对军阀的痛恨，可是我知道我们的谈不来，是我太幼稚而已。

胡先生在现代的人中，不要说在中国找不到，在外国也找不到。因此，我常用古人与他比。

我也给他写过几千言的长信，我也给他各式各样的难题，但只要问题诚恳，他总是尽量答复的。开头总是谢谢你的长信，末尾又是特别谢谢你的意思。

你看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有多诚恳，你再看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那几百字的信，最后是“非石之所敢知也”。司马光收到那样的毫不考虑、应勿庸议的回信，如何不气？

所以，胡先生有王安石的变法热情，但比王安石要温和得多。

年轻朋友去访他，胡先生总说：“你多大了？”“啊，我羡慕你呀！”

你看白居易的诗：“今日红颜欺了我，他日白发不放君！”

虽是游戏的诗，但也失去了长者的风度。

胡先生有白居易的文学技巧，但比白居易要纯厚得多。

在笔辩的文字中，在舌辩的议场中，胡先生从来未失过态，嘴里说出不堪入耳的话来。

你看苏东坡的策论中，“养猫所以去鼠，不能因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能因无奸而养不吠之狗”。

拿猫狗一类的东西当武器，是苏东坡冲动起来的败笔，但这种败笔，胡先生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觉得胡先生有苏东坡的痛快淋漓，却比苏东坡能控制自己。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春风就这样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了。

（选自《剑河倒影》，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