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后台看人生

朱光潜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

再比方生死,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成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决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者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水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决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刻薄,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

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端、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

这些有趣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决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中之喜剧了。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饮茶还更有味。

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憾。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显出庄严,在黑暗中现出光彩。假如荆柯真的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的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

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选自朱光潜《谈人生与我》有删减)

神秘莫测北极光

最早记录北极光的是挪威的《国王的镜子》，成书大约在13世纪。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天文学家艾德蒙·哈雷才第一次将极光与地球磁场联系起来。这一时期，法国科学家雅克·麦德兰是第一个提出极光和太阳有关的人。

人们发现，当太阳风到达地球，它们被看不见的盾牌——地球磁场所偏转。地磁层时地球周围的一个保护层，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巨大磁化区域，是太阳高能带电粒子的天然屏障。正是有了这道屏障，我们才能安稳地生活在地球上。地磁层的外边缘与行星际交界的地方叫作磁顶层，在地磁南北极上方的磁层顶形状像漏斗，少量的太阳风带电粒子可以从此处“漏”进磁层，在地球附近沿着磁力线绕圈，同时向地球两极沉降，在沉降过程中和地球高层大气发生碰撞，发出灿烂的光芒，这就是极光。碰撞通常发生在距离地面80千米-300千米的高空，绿、蓝、白、红四色光芒在天空中形成了一个椭圆的环形区域，也就是极光环带。

极光的发光原理跟霓虹灯相似。霓虹灯管中封存着氖、氩等情性气体，电子在其中跑来跑去，撞到气体原子时，就会使后者受激发光。不同的原子在不同条件下受到激发，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极光也是如此。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闯入地球大气层时，会在不同的高度撞到不同的气体分子，发出不同颜色的光。通常来说，在200千米以上的高空，带电粒子撞到氧原子时，氧原子会受激发出红光；在100千米-200千米高空，氧原子则会受激发出黄绿色光，这是极光最明亮、最常见的颜色。电离状态的氮则会发出蓝光，中性的氮受到撞击时发出的则是紫红色光。北极光一般遵循持续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太阳活动剧烈的年份是观察极光的好时候。观看极光的最佳地点当然是在高纬度地区。

不光地球上有北极光，很多行星都会出现这样的奇景，比如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些行星都有大气和磁场，极光以同样的机制出现。木星和土星这两颗行星的磁场比地球更强，哈勃太空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两颗行星的极光。

北极光是否会出声，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很多人宣称，强烈的北极光会伴随着声音，记录在案的极光声音类似于“噼啪”声和低沉的轰鸣声，微弱且持续时间短暂。挪威天体物理学家布菜克表示，“北极光发生在离地表80千米以上的空间，那里近乎真空。因为声波不能在真空中传播，所以声音很难传到地面上”。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有趣的解释。1911年，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的同伴约翰森在日记里写道，阿蒙森出去之后告诉同伴，他呼气时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被冻住的声音。于是约翰森和另外一个人也出去尝试了一下，同样也听到了“噼啪”声，这种声音他们曾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出现强烈极光的时候听到过。而当他们屏住呼吸，摇晃脑袋时，声音就消失了。

2012年，芬兰研究人员曾在一个极光观测地发现，声音来自地面以上约70米的高空，而北极光则出现在地面以上约120千来的地方。科学家无法确定声音是如何出现的。至令，极光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令人震撼的极光碰撞现象。随着对太阳和地球磁场的深入了解，人们会发现北极光越来越多的秘密。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

曾经有人说戴望舒的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他的《诗论零札》认为诗所表现的，是情绪的抑扬顿挫，是去掉了音乐与绘画成分的纯粹的情绪。他的诗集，无论是《我的记忆》，还是《望舒草》，或者《灾难的岁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胜的。如果拿40年代成长起来的穆旦的诗加以比较，一个重“知性”，一个重感情，区别是很显然的。番草在纪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说，当时他们那一批诗人所喜爱的诗，是兼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与象征主义的意象。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有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

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戴望舒曾熟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的诗。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说过，就多愁善感的气质说，戴望舒也接近魏尔伦。魏尔伦《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和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戴望舒的诗，则表现了从五四运动激昂地飞腾起来的理想，同淹没于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现实相脱节的悲剧感。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选自《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有刪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