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野樱桃树

邓贵环

①我记事时起，那棵野樱桃树就长在那里，不知已经站立了多少年。认识那树的时候，我六七岁，而它已有大搪瓷碗那么粗了。

②它生长在我家出门去山里捡干柴和放牛羊的路边，有一条小溪流从它的脚下哗哗流过。每年刚有一点春的气息，寒意还没有完全褪去，它就早早地开了花，看上去像一片绯红的轻云。繁花落去，就有星星点点的青绿果子出现在长长的柄上。果实结得太多了，枝头被压得几乎要贴到水面去。因为生得偏僻，所以即使是这般繁花绽放和硕果压枝的盛景，都少有人驻足观赏。

③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还没正式上学。没上学的我，每天早早地就跟着姐姐们去他们读书的学校，打发我一天天的寂寞时光。她们进教室上课，哇啦哇啦地大声读课文，我就隔着窗户在外面跟着哇啦哇啦地大声朗读；他们算老师讲的数学题，我也在外面算数学题。老师时不时地出题测验，结果教室里的学生不会，外面的我全会了。老师就在村里召开大会的时候找到我爷爷说我不是笨孩子，要他们早点把我送进学校去读书。后来，我成绩不错，加上那时候上学也不花多少钱，家里的境况并没有因为我的上学而变得更加糟糕，大人们也就没有干涉我，任由我去读。

④其实不光是我，也不光是我家，那个时候的乡下，对于用一辈子的光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考虑家里孩子读书求学的问题，过于奢侈。大人们想得更多的，是想什么办法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他们几乎从来不过问自家孩子的学习，也不知道上学读书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只有每年开学要交学费的时候，家里读书的孩子们才会正式地跟家长谈到读书的话题。我也是那个时候，才会去找我爷爷或者爸妈要一两元钱交学费，每个星期，再去要一点钱，做生活费。这些做生活费的钱家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多带点咸菜豆豉当下饭菜，一个星期不花一分钱。而每当想到没有人在意我们考试考得好不好的时候，感觉我们这群孩子就像长在溪边那棵野樱桃树，春天到了开花，花谢了结果，果子成熟被水冲走或者被鸟衔走，然后落叶。第二年再开花再结果，重复着上一年的故事。

⑤因为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回家了，家里已不缺我一个人手做家务或者下地干活，我做什么，大家也都不管我。这种放任自流之于我，却是好事。每次打猪草，我都带着一本在外面工作的姨送给我的书，想看的时候甚至还背着背篓，站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天黑了才想起背篓还是空空的，于是慌忙扯上几把青草树叶披着夜色回家。

⑥后来我出门读书去了，据说读完就可以吃“皇粮”了，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喜不自禁，逢人就说他们家的幺女儿出息了，不必再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也可以和村里的那几位教书先生一样靠拿粉笔教学生就有饭吃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幸福的笑容便洋溢在他们因经年劳累而叠生出来的一道道皱纹里。可惜我的奶奶没等到我读完书吃到“皇粮”的那一天，没有享受到这个“吃皇粮”的孙女带给她的哪怕一天的幸福生活。爸爸不知道听谁说在报刊杂志里不时可以看到我的文章，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当年的小伙伴也不断地传回好消息来，阿大开了自己的公司，阿二当上了某大学的副教授，阿三评上了最美售货员，阿四做月嫂也月入五六千并且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当年如那棵野樱桃树一般的孩子们正在努力开出艳丽自己也悦目他人的花朵，结出嘉奖自己也生动季节的果实，竭力活成了一道自己的风景。

⑦又一个早春，我特意回老家去看那棵野樱桃树。它仍然开满了一树繁花，望去像一片绯红的轻云。或许它已经知道，我此番来，就是要告诉它，即使长在僻远的乡野，即使生活寂寞冷清，也仍然要活出一棵樱桃树的样子，活出自己的样子。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