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火丹心朱亚杰

1914年冬，朱亚杰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中堡镇。在扬州中学读书时，有一次春游，他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这让他对燃料化工和能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时，由于家庭经济日趋困难，父母劝他辍学回乡，而他却说：“只要供我上学，将来家中祖产片瓦分田不要。”逆境中他发愤学习，1934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一二•九”运动中，朱亚杰是请愿示威游行队伍的交通员，目睹斗争的壮烈，他深刻地理解到：要有所成就必须不怕牺牲自我。

1938年，朱亚杰在西南联大结束大学生活。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教育部公费留学生，前往英国攻读化学工程硕士学位。1949年，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悄然撤销驻英使馆，朱亚杰第三年的公费再无着落，朱亚杰无法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半工半读受聘于一家公司。聘用期满，公司对朱亚杰许以“高薪续聘10年，并负担全部家属赴英费用”的承诺，可新中国的成立早让朱亚杰归心似箭，续聘的请求被他婉言谢绝。1950年，朱亚杰回到祖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化工系任教。

在中国石油大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创业中，朱亚杰都作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朱亚杰对建校初期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担任人造石油教研室主任，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培养了第一批专门人才。1965年，朱亚杰开发出顺丁橡胶的工业化生产技术，此项研究成果20年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文革”后期，下放到农场放羊的朱亚杰回到华东石油学院（1969年北京石油学院迁往山东后更名），为挽回动乱对石油科技造成的损失，朱亚杰丝毫不顾工作环境的阴暗潮湿，昼夜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1981年，为让混乱中的石油高等教育尽快走向正轨并大幅度提高层次，时任副院长的朱亚杰不顾年事已高，四处奔波，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在北京原校址内建立了研究生部。

朱亚杰在煤炭、油页岩、石油等可燃矿物的综合利用方面的科学研究享誉中外，对我国能源技术的发展贡献巨大。1980年朱亚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而作为中国新能源的奠基人，朱亚杰1990年主持我国第一个新能源国家攻关计划，为“九五”以后我国氢能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奠定了基础。

朱亚杰常告诫学生：学习时一定要打好基础，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就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事事考虑个人前途利益。而“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则是朱亚杰对学生们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追循的为事业之道、为人之道。朱亚杰誉满学界，后来又相继担任一些政治组织、学术团体的重要职务，但他一直讳言自己。在他看来，科学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拿它作为获取名利的手段，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1996年，朱亚杰病重住院，仍然拖着病体对每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严格把关，逐字逐句修改。朱亚杰病危时，他指导的博士刘晨光教授出国进修前来与老师辞行，朱亚杰因带着氧气面罩而不能说话，忍着剧烈的疼痛，艰难地坚持用笔交谈，一再嘱咐刘晨光要注意考察国外新能源研究情况，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当时的情景令医护人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爱国者朱亚杰如烛火一般，以赤诚之心，用尽毕生精力，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摘编自孙兴文《克尽毕生一寸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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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潜心科研，对他钟爱的科学事业敢为人先，为能源研究执着追求；他教书育人，对他寄予期望的学生呕心沥血，为石油教育撑起一片天空。他便是我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石油化工学家和教育家朱亚杰。

（摘自《科技名家风采录》）

②1957年我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地质系，每逢学校开大会,常见到一位衣着整洁、身材修长的清瘦中年人，或拎一只木凳，或提一只马扎，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从高年级学生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就是留学英国归来的人造石油化工专家朱亚杰教授。

（楚泽涵《我的好老师——怀念朱亚杰先生》）

这些年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强调“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于是，鲁迅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广被关注的话题。大体上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比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们更加接近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鲁迅是“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根所生”，“鲁迅和自由主义者们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念的不同，而在大家为信念所做功夫的区别”；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鲁迅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表明他是“反自由主义”的，这正是鲁迅的局限所在——有意思的是，最初提出鲁迅“反自由主义”的是瞿秋白，但他认为这正是鲁迅精神可贵之处；而今天的论者，作出了同样的论断，但价值判断则截然相反：这都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的。

这里不准备对具体的争论发表意见，我根据自己的见解，来讨论鲁迅对“自由”问题的复杂态度。

还是从鲁迅一百年前在日本发表的文章说起。仔细考察前文所提到的鲁迅对“科学”、“民主”与“平等”的质疑，就可以发现，他的质疑其实都是集中于一点：有可能导致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性的压抑，即所谓“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鲁迅因此而明确提出：“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之绝对之自由者也”。□□人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他□摆脱了对一切“他者”的依附，彻底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而进入了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状态，而这样的个体生命又是和宇宙万物的生命相联结的，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的情怀的。他所讲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马行空’。这四个字是他的思想艺术的精髓，他的自由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是独立的，不依他、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我们说的鲁迅“立人”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体生命自由观上的，它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因而反对一切形态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奴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作业绩，正是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理想的文化实践。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自由理想就发展成为“反专制，争自由”的社会实践。

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左联”，都是这样的社会实践。当有人问他：“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他明确地回答：“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他后期集中精力于杂文写作，并将他的杂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这都是意味深长的：鲁迅的杂文，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不自由的时代，展现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与不可遏止的自由生命：将鲁迅，特别是后期鲁迅和自由对立起来，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隔膜。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引用了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他对“自由”理念到中国的变形、变质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的，“鲁迅为自由而战，就不得不呈现为双重的挣扎：既向片面追求平等的集体主义者要求个人自由，强调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最终目标是自由，又向片面追求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正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时是缺乏个人自由的结果，有时则是个人自由发扬的结果。他是以这样双重挣扎维护着自由与平等本质的同一性”，而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双重挣扎，使鲁迅既不见容于追求‘平等’而漠视‘自由’的左翼文化界，也不见容于强调‘自由’而漠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自由的鲁迅一直就这样在被割裂的自由的夹缝中经受着孤独的煎熬——以上双方都有理由从各自理解的自由理念出发，责难鲁迅反动”。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双面“责难”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因此，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只能表明一种价值倾向，而其真正含义是要假鲁迅之名来推行自己的文化方向。这更不是历史事实的陈述：实际状况是，鲁迅永远是孤独、寂寞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永远的异数、少数。

（节选于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有删改）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话”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