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公共利益

张帆

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机械制造、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到金融领域，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赢得了空前的器重。

从就业岗位的占领到市场价格的竞争，工科学生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地巩固了技术至上的观念。他们中流行：“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好好挣钱。”可见，技术与市场对接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市场价格被看作评价技术的唯一标准。

因此，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专家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的制作到互联网诈骗，舆论同声谴责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技术专家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专家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不少人觉得，技术必定是社会历史之中的“正能量”，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多数技术专家似乎未曾意识到公德对于专业工作的规约。

相当长一段时间，技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完成卫星上天的难题而没有兴趣解决抽水马桶漏水，这种状况生动地表明了技术的远大志向。当大部分技术专家簇拥在核潜艇研制、国家电网设计或者石油勘探等各种国家重大项目周围的时候，道德已经提前做出了首肯。从电视机、电冰箱的更新换代到白木耳加工或者橙子保鲜，技术与各种民生问题的结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突破，技术与利润之间的联系立竿见影地显现；然而，技术与道德之间的思考并未及时跟上。

技术免遭道德问责的另一个原因是依傍于“科学”。作为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地标，“科学”几乎都是作为褒义词出现。许多语境之中，“技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享有同等的尊荣——并且，“技术”常常由于显著的实效而远为引人瞩目。尽管如此，“技术”与“科学”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科学”更多地从理论意义上考察自然界规律，“技术”注重解决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正是因此，“技术”必须比“科学”更多地考虑具体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许多时候，这即是“技术”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人们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罪恶的技术含量正在与日俱增。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谈论技术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时候了。公共利益通常指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技术专家必须在专业工作之中意识到公共利益的存在，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目标带来的利润而放肆地损害公共利益。如果个人或者某个利益共同体的局部收益可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这种项目必须坚决否决。由于前景、适用范围以及后果尚未确定，某些技术项目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仍在争议阶段，例如生物技术克隆人类器官，转基因农产品充当人类的主要食物。相对地说，另一些技术带来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用福尔马林浸泡肉类食品，将过量的抗菌素掺入动物饲料，或者研制消费者无法识别的假鸡蛋、假大米如此等等，作为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深知后果的严重。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良知神情安详地默许了这一切？

不要将公共利益仅仅想象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公共利益事关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那些技术专家。如果电器工程师吃到的是地沟油烹煮的食品，制作假药者买到了冒牌的山寨手机，他们的愤怒决不亚于身边的大众。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践踏公德的后果迟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即使那些腰缠万贯的技术专家也不会例外。

(选自《民主》2014年1月)

睡之美

毛志成

巧得近于出奇。就在几天前，我几乎同时接到了远处寄来的两份讣告，两者生前的命运大异：一个前半生虽然活得坎坎坷坷、命运多舛，但此后却着实走红了一把；一个前半生飞黄腾达多年，但死前却落得身败名裂、贫病交加。鉴于两者都是我的朋友，故而补寄的简短挽词都是一样的。这两句话是从古小说《庄子鼓盆成大道》中抄来的：

“夫子之来，时矣；夫子之去，适矣。”

所谓“适”，我不想解释得多么深奥，只想解释成“最终都永久地睡去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活着的时候其态万千，一经死去，其睡态往往都是一样的，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世上许多的美感之一就包括睡态之美。

婴儿出生之后，哭哭闹闹毕竟是暂时的，而大多时候是甜睡。欣赏婴儿的甜睡，是父母的幸福感之一。你看那婴儿的入睡时，只是睡而已，他什么其它的意识都没有。也不会挑剔他是睡在阔气父母所提供的贵重之床上还是睡在贫贱父母只能提供的土炕上。这时，十之八九的父母都会做出愚蠢式的企盼：“孩子，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婴儿倘若在内心深处已有意识，只是不会表达，他将做怎样的回答？其实，他已经回答了，这就是啼哭。

是的，他不愿长大。

孩子长大了，父母向孩子无论提供的是什么，是功成名就还是卑微一世，总之都会剥夺他的一种最为宝贵的权利——甜甜的睡眠，无忧的睡态。不必讳言，世界上真正享有甜甜睡眠和无忧睡态的人太少太少了！少得不足万分之一，甚而亿分之一！例如：有人是基于劳累不堪而昏昏沉沉睡去的；有人是基于酒肉过量而迷迷糊糊睡去的；有人是被忧国忧民煎熬得睡去的；有人是在名利场上作戏太狂而累得睡去的；有人是因为追求真理、积累知识而在书桌旁睡去的；有人是由于始终是白痴、愚昧而在迷路中睡去的；有人是英雄，他是在战场上睡去的；有人是凶犯，他是在刑场上睡去的。

此外，有的人是因为智慧太多而忙里偷闲睡去的；有的人是由于糊涂过甚而随时随地睡去的：有的人是在救人现场因牺牲而睡去的；有的人是在害人现场因盲逃而落井时睡去的；有的人是明知患了绝症而悠然睡去的，有的人是虽然来临绝境但目忧郁过度而睡去的；有的人是因为有意舍生而睡去的；有的人是因为种种意外而睡去的……

上述的睡去，虽然性质各异，有的可歌可泣而有的可鄙可咒，但最终的睡去本身却是平等的，甚而是可爱的——因为当他们刚出生做婴儿时都曾有过同样的睡态。很美。

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史以来，特别是有了文字、有了文学以来，人们为婴儿睡态之美而写出的赞美之文已经很多。凡有良知、善意的人，也都神往过或缅怀过那样的童真之美。但果真有那样睡态之美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万者无一，包括那样的神往、缅怀，大约也十者九虚。倘若有人（包括上帝）问：“假如真能使你们还原为当初的婴儿式睡态，而且永远定格不变，你们同意么？请发誓！”我相信，假如他们说的确实是毫无伪意的真言，定会闻之走散，不再强调。因为已经“长大成人”者和“尚未成人”的儿童相比，前者毕竟“懂事”了。他们懂了什么？首先懂得了即使是婴儿，出生的背景也很不相同，此后的贫富、贵贱、尊卑之分也注定成为社会法则之一。

谁愿意永远童真呢？于是从婴儿渐渐成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之后，人的睡态也必然千种万种。有了各种“觉悟”“理性”“知识”“学问”的人，人生轨迹大都是对婴儿睡态的远离和叛离。直到成了脱齿落发的老叟或老妪，彻底丢弃了许多的所谓财产或遗产，这才有可能用无知、无牙的嘴憨笑一番，憨睡一番，像个婴儿。但要他们在睡态上彻底像个婴儿，也近于不可能。因为他们无论是被客观世界干扰，还是被主观世界中任何残存物的刺激，稍一醒来就会愣神、发呆。

但是，我多么希望人类的睡态都能还原为婴儿式的睡态，不论他是青年、中年、老年。莫非活到一定年龄的人，一定要等到死后才能复归于童趣么？回答这个问题，现令人类的智能仍不够，只能求救于上帝或更为“新新”的人类去回答吧。

材料一：

传统村落是活的文化遗产，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批传统村落逐步消失。住建部的数据显示，经过抢救性保护，过去5年间，我国基本实现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第一阶段的目标，全国有63%的村落传统公共建筑得到保护修缮，70%以上的村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民收入一万元以上的村落由不足5%增至21%，社会保护意识和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以传统村落占比全国第一的云南为例，旅游开发的比例不足10%，开发尚可的古村落比例不到1%。下一步保护工作的难点是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基础较差。这使得在保护、修缮中不仅要提升卫生、餐厨、通风等传统民居的性能，还要与扶贫工作结合，而这些工作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重视。

（摘编自《住建部：开发商不应该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

材料二：

注我国对古村落的保护采用名录制，又名“名录保护”，将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一个个甄选和认定下来，列入名录，加以保护。

材料三：

在传统村落开发规划和保护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村落保护的商业化气息过于浓郁，将传统村落当成“旅游提款机”，忽视了村落固有的文化生态，有导致生态文化灾难的隐患；过分注重村落外表的整齐、富丽堂皇和高大上，忽视了村庄“人”的感受，没了原住民，没了原始行业和行当，没了活力和生机。

贵州省及时出台《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给传统村落保护行为分门别类、设定框架、详细界定、规范约束，给社会大众提供登高望远的观念引领。比如针对村落保护中的过度商业倾向，《条例》强调“注重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延续性，防止传统村落空心化、过度商业化”“在传统村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应当尊重村民意愿，并对村民所有的建筑物处理做出约定”，提醒人们，村落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取真金白银，商业化开发更是为了给保护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摘编自《守住传统村落的味和魂》）

材料四：

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资金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部门都有一定的拨款，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村民的保护意识不强。甚至可以说，在一些贫困地区，衣食住行都存在问题，谈传统村落保护无疑是奢侈的。

因而，要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就需要对症下药。对于资金的问题，除了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之外，各地的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乃至有责任担当的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至于意识问题，则需要依靠文化普及，让村民、地方政府都能拥有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觉性。

（摘编自《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

材料一

读晋代郭象的《<庄子>注》，我们就会发现郭象借着注释的形式从《庄子》中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唯其如此，郭象才取得了哲学家的资格。郭象常用“性”这一概念来讲祸福与命运的变化，这就将祸福与命运的根据，从外在力量转移到了个体之“性”的完满与否上。

在《逍遥游》中，大鹏是逍遥的象征，小鸟则是反面代表。它认为自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这也是飞翔的极致，何必“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原文歌颂大鹏、嘲笑小鸟的立场是鲜明的。但是郭象泯灭了大鹏与小鸟之间的区别，他说：“苟足于其性，则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这就是说，万物无论大小高低，只要自足其性，就可以同样逍遥，同样可以达到自由之境。“小大虽殊，逍遥一也”的关键在于“足于其性”，而“足”的标准则完全取决于自我内心的评定。

郭象还认为，逍遥与否还取决于是否有圣人来治理天下。有识之士的志向各自满足，固然是一种逍遥，但这仅仅指向普通生命个体。而令天下万物各足其性，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则是更应期待的圣人的逍遥。

今人对郭象的解释则有很多批评。王叔珉说：“郭象之注庄子，乃郭象之庄子，非庄子之庄子也。”这是批评郭象《<庄子>注》以自我表现为主，而不能贴近《庄子》原意。王中江认为，在价值认同上，郭象与庄子相反。他指出：“郭象在《<庄子>注》中，把庄子‘重估一切价值’的方向，完全逆转为‘认同一切价值’的方向。如果说庄子的逻辑是‘一切现实都是非合理的’的话，那么，郭象的逻辑则是‘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这是极为惊人的反差。”不过，郭象的观点流传至今，甚至独占鳌头，大概恰恰在于其借《庄子》原文抒发己意的做法。他独特的理论，或令人赞叹，或令人开怀，或令人疑惑。都昭示了其思想具有与众不同的趣味与魅力。

（取材于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材料二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见解，认为庄子思想中最高的人生理想是“逍遥”，也就是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此一见解，大有商榷的余地。

现代学术界不大重视作为一种故意提倡不负责和不认真的生存状态的“游世”思想，却重视“逍遥”，因为后者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个令人产生敬意的话题。可实际上，“逍遥”与游世思想是不能分开的。认真追问“逍遥”是什么，就不能离开游世思想这个基础。

游世思想的关键，是一方面继承了隐者的传统，要寻求乱世中个人的出路；另一方面又激烈地认为世界是绝对黑暗的，个人不可能找到出路，由此否定隐者传统的温和乐观主义，把个人戏谑地扔进黑暗之中，认为以彻底的游戏姿态与黑暗周旋，才是个人唯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认真来说，这种生存方式并不是一种人生出路，而是没有出路之后对“自我”的精神放逐。

“逍遥”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的一种愉快感。《逍遥游》神采飞扬的文学性描述就表达了这种愉快感。这种愉快感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随遇而安的平静感，一种是藐视现实的孤傲感。郭象的《<庄子>注》抓住前者，把无可无不可的平静，夸张为任何状态下都能安足的庸俗快乐主义；现代的庄子研究者比较注重后者，努力把与世隔绝的孤傲，解释成品味高尚的自由精神。但实际上这两种愉快都只是与自我放逐、冷漠、敌意混乱不可分的片段情绪，他们是不稳定的生命理想。也就是说，逍遥游与游世思想是一体的，不是一种人生出路，更不是一种可以认真追求的生活目标。

（取材于颜世安《庄子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