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的恩典

甘典江

在所有的汉字当中，我最敬重的一个字，是“米”。

甲骨文中，“米”字像琐碎纵横的米粒，典型的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曰：“米，果实也。象禾实之形。”意思是，米是谷物和其他植物去壳后的籽实。

断奶之后，我们开始要吃饭了。民以食为天，说明吃饭是天大的事。多少年以来，中国人见面都要问候一句：“吃了吗？”难怪古代的圣人早就明察：仓廪实而知礼节。

吃饭要靠天，更要靠地。没有谁能够管得了天，但是，地，却是被人牢牢控制住了。

在中国的传统中，土地是万有之源，万物都从中孕育化生。《易经》云：“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土便能乐业，就会诞生故乡，同时，还象征着淳朴的道德选择与坚守的精神意志。土地联系着历史与道德、政治与民生，而其中的媒介与命脉，即是白花花香喷喷的米。一切财富与权力，最终，都可以通过米来衡量与转化，以“石”计量。

广义的“米”，包括稻米、高粱、玉米、小米、黄米等等，一般而言，主要指稻米，即大米。在南方，稻田随处可见，甚至在陡斜的山坡上，也被开垦出一圈一圈的梯田。在雾气中，在月光下，那些成片的梯田，像大地的行为艺术，在视觉上极为震撼，彰显着人的力量和创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带我去粮店买米，揣着一册购粮本。彼时，每个人的粮食，都是一个定数，有钱也多买不到一两。卖米的工作人员常常带着居高临下的目光，我们则像是等待赈济的灾民，需要他们来拯救。我突发恐惧：要是哪天他们关门不卖米了，我们又怎么办？

幸好，某一天，人们又做起了交易，在农贸市场，大米开始自由流通，只要有钱，想买多少买多少。望着那些被解放了的大米，我觉得生活才真正开始。

吃饱饭后，人性苏醒了。接着，我们各式各样的欲望，日益膨胀。不知不觉之间，人们见面，不再问候吃饭，而是关心挣钱发财。很快，米的命运也发生了变迁，它们被包装进入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这时候的米，面目全非，与土地紧密的关系已经断裂。顾客从一袋米中，看不到四季的替换，闻不着泥巴、雨水和阳光的气味，也无视农夫的喘息与农妇的忧伤。可怜的米，被抽象成了一种消费符号。

每次不得不去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都在猜想：假如苏格拉底看到这一切，不知还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在两千多年前，他就对物质消费不屑一顾：“我们的需要越少，就越接近神。别人为食而生，我为生而食。”也就是，对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来说，他只需要粮食即可生存，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与理性。

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提醒，我开始尽量少去超市，实在要去，也要扪心自问一番：是不是因为听从了大米的召唤？我越来越相信：过度的物质消费，是一种恶习，甚至，是对人类独立于物质的高贵精神的冒犯。

每一粒大米，无论是干瘪的还是饱满的，一起经历了四季的轮回，演绎了生命的涅槃，见证过土地的馈赠，追逐过阳光雨露，都领受了人的安抚和神的祝福。在此意义上，它们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进入人的胃，化为人的血肉与精气。

联想到米的“远亲”——麦子。西方人眼中的麦子具有神性，因为麦子经过“施洗”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有信仰的面包，荣升为基督的圣餐。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可以降福于诸般良善与恩惠、纯洁与正义，那么它可以启示麦子，同样也能祝福大米。

粮食是至善至美的对象，敬畏粮食，就是遵守心灵的律法，可以凭此找回自我，梳结人与大地的伦理，并抵达感恩的故乡。

从一粒大米的恩典中，我领受了永恒的充实与安宁。

(选自《人民日报》）

熊十力：乱世为儒

朵 渔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奔武昌新军。1917到1918年间，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

1920年熊十力拜在南京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学习极为用功，也是最穷的一个，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熊十力受聘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但自一开始，熊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好在蔡元培向来提倡兼容并包，亦就相安下去。然而，熊十力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而不能得英才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提出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

熊十力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詈骂，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辗转返回黄冈，后来进入四川，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但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仍勉力著述讲学。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6年春，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熊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蒋又赠资百万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并不领情。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

熊十力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极其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也尤为厌恶，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1947年春北大复校，熊闻讯便重返北大。他原以为可以重拾当年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8年2月，浙江大学请熊十力前去讲学，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武汉，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50年代初，熊十力留在大陆，生活是安定的，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内心是孤独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在暮年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1956年他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

圣贤讲仁，讲性命无道，讲良知，都不是一假定，而是一真实生命的呈现……熊先生是一个真人。他真之所以为真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不用说得太玄远，太严肃，而只从他日常生活上说。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

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只是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士的新标准。

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的良心”,要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