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以和为贵是在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就是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以和为贵就是要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如果有机会当政，一定以“正名”为当务之急，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他治国的根本理念。《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和为贵”，就是以各得其所为最高的目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

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和与中是从不同的角度说，和是总体的状态和目标，中是各局部应处的状态和要求，二者相合，就是中和，也就是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贯穿中华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我们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不断相互吸取、相互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广土众民的中华大地上，组成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稳定统一的局面，绵延发展。对外，中华民族始终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以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良好形象展现于世界。

（选自钱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三：和》，有删节）

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王建军

因血缘关系而萌发的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最为自然最为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并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的轨道，将对家长的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的影响及古代思想家们的包装下，这种血缘关系的不同却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尊卑的客观基础，成为家庭成员之间贵贱亲疏的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的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古代家庭中的儿童备受其害。可这压抑儿童天性有损家庭和睦的家庭教育主张却能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萌发于血缘之情的孝悌之德不仅具有“事亲”的效用，而且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身居这一文化环境中，任何家庭都难以摆脱这一教育模式的张力。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并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谐，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庭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继承家庭传统的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无论何等家庭，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这一目标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从中吸取教训，免蹈覆辙。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读书乃是谋生的第一要务，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趋向。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家庭“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的追求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