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来、125平方米、118平方来、113平方术、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市。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机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社科网2019年3月19日）

“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心头一杯冷咖啡

陈思

①鼓浪屿是厦门人心头的一颗朱砂痣，窗前的一抹明月光，是他们永远怀不完的旧。

②因为鼓浪屿是绝无仅有的音乐之岛，它与它的音乐，使厦门从滚滚红尘中跃升仙境。

③鼓浪屿被称为“音乐之岛”，一方面是因为小岛诞生了无数音乐大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培育天才的音乐土壤之深厚：面积不足1.87平方公里的地域，竟聚集了500余家钢琴，钢琴密度居全国之最。

④500架钢琴，不是500架神龛。比起鼓浪屿人对待电器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乐器们却像不时走访的穷朋友，彼此知根知底，礼数就马马虎虎了。这音乐，是如此日常化。它是贴着生命攀援起伏的藤蔓，它是闽南人见惯不惊的稀粥咸鸭蛋。

⑤50年代，祖父不惜血本专辟40元购“曼陀铃”一把，寄回家供年轻的父亲消遣。父亲闲暇时，与弹奏手风琴的大伯父、拉小提琴的二伯父与同样拉提琴的邻居叔叔组成四重奏。父亲后来又短暂沉迷口琴与小提琴若干年，不想以此糊口，亦不求技艺精进，那把口琴与提琴最后也不知所踪。

⑥到了我这一代，好乐之风不减，对音乐却无任何形式上的敬畏。小提琴的琴弓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刃剑。每次授琴，只要老师迟到，琴弓就是男孩子们互相砍杀时手握的十八般兵器；每次老师告状，父亲抓起琴弓一顿臭揍，它又瞬间变成家法。在这些音乐之外的奋力挥动中，马尾做的弓毛一根根地掉落下来，岁月飞逝。

⑦在别的地方，音乐是被供奉起来的；而在这里，音乐是贴肉长的，音乐从未作为急功近利的谋生手段。几代人的音乐教育，都是无心插柳式的。听天由命，有的最终长成参天巨木，大多数人永远是路边随手捋的一把青草。

⑧教会曾经承担了音乐在岛上的撒播任务。非要引经据典的话，《黄河》钢琴曲改编者殷承宗，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替父亲的大太太刷皮鞋、整理房间，赚到了两美元。一美元买了琴谱，另一美元则用来跟外国牧师太太学习识谱。许斐平音乐天赋的展露，源于教堂司琴手的母亲张秀峦某次因故缺席。当时才5岁的他手脚并用爬上琴凳，竟无需翻看琴谱，将所有圣诗无误演奏至终场。歌唱家兼医生的林俊卿，祖父林温人是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的创办人，母亲廖翠绸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本人5岁就能演唱整部《闽南圣诗》，担任儿童唱诗班的领唱。即使是我读过基督教小学的祖母，在接近九十高龄依然可以眯着白内障的眼睛，翻看歌谱。不用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基督教家庭、教堂、礼拜与圣诗，就是上一代岛民的音乐必修课。

⑨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教育，离不开鼓浪屿的那所音乐学校。

⑩旧址是荒凉的鸡山路上一座旧教堂。全部由笨重粗砺的花岗岩砌成，墙壁斑驳厚达一米，门窗颇有大和风范，采光极差，蛛网遍布的厕所修在主楼之外。校门两边是基督教会的基地，时常野猫出没。

⑪当时条件看似简陋，其实遭际却颇离奇。我们的“音乐欣赏”课是在殷承宗、殷承典兄弟的祖宅（准确的说是客厅地板）进行的。当时厦门音乐学校校长是殷承典先生。他是著名音乐家殷承宗的二哥，也是这一音乐脉络在岛上的留守男士。鸡山路上，有他的殷家祖屋，全部闽南花岗岩石砌成，冬暖夏凉，卓妍异色，有幽森的门户、阁楼与狭窄望不到尽头的木梯。尤记当初，校长打开音响，塞进录像带或唱片，给一众孩子讲解《动物狂欢节》、《天鹅湖》，《胡桃夹子》等名曲名刷。他激情澎湃，我们都坐在地上，或玩，或打瞌睡。

⑫这是封存了提琴的我对童年的追忆，还是对曾经生我养我的海岛的最后一点致敬？

⑬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座岛屿被迅速卷入了厦门的整体发展战略。历任政府，总有一些莫名的政策，以鼓浪屿作为招徕资本的金字招牌。今天的鼓浪屿每天接待越来越多的陌生游人，再也没有以往的风情，对于本土居民来说，老房子年久失修，加上医院搬迁，人口老化，学校因为收不到足够的学生而一间间撤销。小岛越发不适合居住，同学、师长纷纷搬走。喧嚣，压倒了琴声。终于有一天，厦门人开始纷纷抱怨：“鼓浪屿不再像当年的鼓浪屿了。”

⑭音乐正在从岛上全面退潮。以此为代表的鼓浪屿黄金时代的衰败，已然无法挽回。无论厦门人承认与否，现在的鼓浪屿只是我们心头的一杯冷咖啡，韵味不再。

⑮即便你在回忆里，把它热了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