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

杨延文

①几十年来，我一直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坚守艺术的价值乃创造。

②生活是美好的。画家要重视从生活中寻找艺术感觉。现在许多画家图省事，以拍照代替写生，但人的眼睛的视域和观看方式，是相机所无法替代的；画家在现场对艺术感受的捕捉，更是后期根据图片等资料进行整理所无法弥补的，须知无论摄影技术多发达，拍照片都无法代替写生。现在人们对“个性”特别看重，都想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为了这些，有些画家甚至连生活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才能有所创造。也只有融入生活，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语言，符合时代要求，艺术作品才能具有感染力，给人以启迪。

③画画的人还要重视理性思考。我个性要强，在艺术上更不屑拾人牙慧。我一向认为，艺术本来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除不需要的，立别人干不来的，那中间就有你了。尊师吴冠中先生熟谙西方绘画精神，又深会中国绘画意境，他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创造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又从董寿平、李可染、亚明、许麟庐等中国画大家那里受到启发，努力在中国画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断精进，与已有艺术风格保持距离，尝试突破前人的格局。

④书画家还要珍视自己的艺术才能。因为只有具有艺术才能并能够珍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历史证明，一个翰墨家，不磅礴睥睨，没有凌厉百代的雄心，岂能在艺坛立足？就像著名书画家林散之所说，书画家必须“争千秋”！

⑤珍视艺术才能，就是珍视艺术标准和艺术创造力。画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嘴一份，手一份”。“嘴一份”是要能说出有足够影响力的话语；“手一份”是手头必须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只给后人留下作品还不够，还要留下思想。历史上的艺术经典，其主要特征便是能够给人以启示，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创造力和前瞻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传统，在当时都是创新。因此，我也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反对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时时尝试创新。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技巧或表现方法，都无法承载今天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对艺术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按照时代精神出新，艺术才能完成应有的使命。

⑥如今，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但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却在误导群众：一些画家有“山寨王”思想，自己擅长什么就说什么好；一些画家成了“礼品加工厂”，市场需要什么创作什么；一些展览一味求大；一些作品一味求大；再加上批评家失语，以及艺术品市场炒作等问题，艺术的普及工作，常常非但不能提高群众的审美，反而影响人的艺术判断力，令艺术标准似乎更加模糊……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保持一份艺术的初心，更需要一种定力。时间是判断艺术的最好标尺。

⑦要有所创造，艺术家还需要一些质疑精神。上世纪80年代，我曾对传统山水的“三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在绘画的空间再造方面，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桎梏。随着地球村越来越小，中国人的视觉审美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画家应该有意识地从已有的经验中跳出来，进一步拓展中国画的发展空间。我崇尚活学活用。借助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路非常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缚，要有所创造，必须从中挣脱出来。在这方面，我总结出一句话：延续是必须的，创造是根本的。要善于吸收，更要善于进取，即便是个人艺术面貌已经形成，也要不断探索艺术创造的深化。

⑧新时代呼唤全新的艺术作品。当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应该呼唤，艺术创作回归艺术的本源，艺术家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发展创新为己任，增强时代使命感，返璞归真。艺术与整个时代大道同行。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这个珍珠，是新的作品，也即明天的经典。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艺术精品。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8日12版）

材料一：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把有用物资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有利于改善垃圾品质，使得焚烧（或填埋）得以更好地无害化处理。以垃圾焚烧为例，垃圾分类能助力焚烧处理做得更好，可起到减量、减排、提质（改善燃烧工况）、提效（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依据《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生活垃圾分成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类，不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剩菜、剩饭等餐厨垃圾，电池、重金属等有毒有害垃圾以及废纸、食品袋等其他垃圾。其中，餐厨垃圾约占垃圾总量的40%-60%。

垃圾分类，国外发达国家施行得较早，形成了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垃圾后期处理阶段，对于有机垃圾、纸类、玻璃类等生活垃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圾，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这是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提高垃圾处理科技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相关制造产业（垃圾分类设备、垃圾转运设备）的发展。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有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各产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垃圾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5万，每年的营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这种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

（摘编自孙小婧《垃圾分类，引领绿色生活》）

材料二：

图表1：2009—2017年中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及处理场数量变化情况

图表2：2014-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变化图

材料三：

做好垃圾分类是解决好垃圾问题的重要前提，但并不是垃圾处理的全部，垃圾处理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环节同时发力。目前各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正加大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4个环节中后3个环节的投入，包括垃圾分类收集车的购买等，实现从投放到运输再到处理的整体链条分类，避免“先分后混”等问题。

事实上，实施垃圾分类并形成完整产业链改变的不仅仅是垃圾处理方式，这一举措也将改变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比如，餐饮外卖要不要配送许多餐具、网购商品包装能否尽量减少胶带和泡沫塑料、礼品包装能否更加环保……显然，从前端的人人分类投放到后续各个环节，垃圾分类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创新城市垃圾管理不能只是一阵风，而需要各界同时发力，扎实推进。

（摘编自亢舒《垃圾处理，不只“分类”这点事儿》，《经济日报》2019年7月12日）

材料四：

初次到欧洲生活的人，往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垃圾分类问题，因为一觉醒来你就会面临家里垃圾怎么倒的现实问题。不少人因不懂这个“规矩”而被当地人“教育”。

垃圾分类意识并不是天生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的磨砺，离不开教育宣传的引导。在欧洲，环保意识从幼儿因就抓起，在大众媒介和各种展览会上，推介垃圾分类是常见的主题。这些教育宣传的引导，为形成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奠定了基础，而伴随着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的形成，久而久之，垃圾分类会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并进而会影响社会教育理念，让国民关注生活中每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事物，提升国民环保理念。

（摘编自向长河《从“倒垃圾被教育”看国外垃圾分类》，2019年06月09日）

①早就想说清这样一件事情，便是一个故事本身就包含了一个讲故事的方式。那故事是唯一的，那方式也是唯一的。比如电影《勇敢的米哈伊》，故事本身就决定了它必须是宽银幕的；国产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拍得很不错，给人感觉是由电视台转播的宽银幕电影，然而失败也在此了。到了高度现代化的美国，才明白了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并不是用意识流、结构现实主义等等莫名其妙的手法表现故事，而是那生活本身给了一个时空颠倒、错综交叉、断断续续、重重叠叠、无头无尾、莫名其妙的故事。记得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所写的一切故事全是真实的，没有一点魔幻。其实，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充满奇花异草，奇闻怪事，事情本身就是魔幻而又真实的。一个故事带着它的模式存在了，它的模式与生俱来，并无先后。而最大的困难同时也是成功最重要的秘诀，便在于如何去寻找那故事里唯一的构成方式。好比爱斯基摩人的雕刻，他们不说雕刻，不说塑造，只说将多余的那部分石头去掉。去掉多余的，累赘的，只留下应该有的，本来就有的。什么是本来就有的？这便有了艺术家的劳动和工作。

②事情就在“本来”这两个字上。

③我们常常这样评价一篇作品：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写了大人的世界，一个艰辛的时世或是一个别的什么时世。而我以为，假如这篇作品是优秀的话，那么就应该写的是一个孩子的世界。既是要由孩子来叙述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这个世界也必定是属于孩子自己的：那或许是一个由于天真而特别纯净或则加倍肮脏、由于好奇心而迷惑不解又由于好胜而胡猜乱想以至错误百出、由于弱小而险象环生又由于无知而一往无前的故事。由此想到德国电影《锡鼓》：二战时，一个名叫奥斯卡的男孩，不愿意自己长大，希望自己永远只是三岁，妄图从此逃避长大后的厄运，逃避理性和情欲的成熟。可是停止成长的只是他的外壳，内部的一切都依然成长，而周围人们却还将他当孩子看待。他可以避免参加那一切的疯狂残酷，只须冷眼旁观。世界依着他一个侏儒的变态心理演绎着一连串奇形怪状的故事，他以一个侏儒的变态的心理观照这世界上一连串奇形怪状的故事。侏儒的心理与这世界的疯狂秩序其实是一桩事情，这世界不是塑造侏儒的手段，这侏儒也不是反映世界的手段。一时间，这作品的形式失去了，讲故事的方式失去了，只剩下一个故事。故事与讲故事的方式，与生俱来存在一体之中，犹如生命带着躯壳降生。

④我们还常常这样去评价一篇作品：通过几个人，或几户人家的遭遇，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社会。倘若这作品是成功的，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几个人”、“几户人”，传达者的数量究竟有什么意义？要是多一个多一户或者少一个少一户，那传达的东西会因此更周全或者有缺陷了吗？若是多一个不可，少一不成，那么作品意义的关键便不在于这故事是由多少人的命运传达，而在于这故事本身包含了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本身又包含了故事。而这多少人的命运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故事。讲故事的方式隐在故事本体之中，看起来，就像没有讲叙者似的，这才是故事与讲故事最本质的关系。

⑤我们也常常这样去评价一篇作品：以一斑窥全豹，以一个小小的视角，展示了大的事情。倘若真是如此，那便把作品写轻佻了。如若是真正伟大的故事，决不会以小小的手段就能成功表达。好比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如不是用十七英尺高的大理石柱雕成，会有巨人的形象？仅仅是本身的高度和体积，也在无声地发言了。都德的《最后一课》，以短短一篇的一堂法文课而写了普法战争。而事实上，《最后一课》好就好在短短一篇只写了一堂法文课。在法国，法文课竟成了最后一堂，其间的可悲意味，都留在篇幅之外，让人咀嚼去了。这样一则故事，天生便是短篇小说，即便超过了我们短篇的限度──三万字，也依然是个短篇，一个拉长的掺水的不成器的短篇罢了。故事本身就确定了规模，规模本身也确定了故事。

⑥这是经过多年的创作甘苦所悟到的一点。而且，我发现有许多人也在有意无意地为这个困扰。比如，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感叹文章的开头难。如开好了，犹如找准了钥匙，一下子开了门，前面豁朗朗一条大道；而开不好头，就将一径别扭下去。其实这就是在寻找与生俱来的讲叙的方式。故事像雕刻的对象隐在一大块石料里一样，由你困惑着如何开刀，它只是缄默不语，当你终于找着了它，它便活了。

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来”，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还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是礼仪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心存疑虑。其实，这些同志未必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一些东西，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时了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那也不能使我们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当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绝不会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

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的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