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指

于博

那天傍晚，太爷阴沉着脸，眼珠子通红，手里攥着一把菜刀，左手放在莱板上。那模样确实吓人，让人有点儿喘不上气来。

屋外，大黄狗每天都摇着尾巴乱窜，这会儿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在窝里趴得老老实实。连那几只芦花鸡也不咕咕地觅食了，缩着脖子堆缩在垡子墙根儿下。

太奶跪在地上，拼命抱住了太爷的大腿，一个劲儿地求饶。太爷大骂一声，抬腿把太奶甩出一米开外，接着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左手小拇指齐刷刷地断掉了。小拇指在莱板上蹦了一下，像个小胡萝卜。

跪在太爷面前的大爷、二爷还有我的爷爷吓得浑身打战。太奶哆哆嗦嗦从地上爬起来，对着二爷的后背使劲儿捶了一下，哭着说道：“二小子，你造孽呀！”二爷此时都已经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张嘴大号。

太爷狠心自断手指，说来有点儿心酸，也有点儿让人不容易理解。能有多大的事呀，十指连心啊！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参加工作了，走上仕途，我才猛然开悟，也因此从心底里敬佩起太爷来。

太爷原在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民国初年，由于生计问题，太爷拖家带口闯了关东。经过一路风雨，艰苦跋涉，终于在松嫩平原腹地的一个叫二佐的村子安了家。

太爷会木匠活儿，而且手艺相当不错。

第二年，二佐的大地主孟宪章的儿子大婚，太爷起早贪黑和几个木匠为他们家赶制家具。

那个时候，二佐立村也没几年，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加上民风淳朴，彼此之间来往也都很密切。孟宪章虽然是个地主，但心地很善良，人也随和。他们家的老二庆才与我大爷年龄相仿，都在十三四岁左右，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玩耍，有时二爷也跟着一起疯。太爷给孟家打家具，大爷和二爷去得就更勤了。

这天下午，大爷和二爷在孟家玩藏猫猫，屋里屋外乱窜。玩得正在兴头上，孟宪章突然站在院子里，说他的玉扳指不见了。在下房打家具的太爷和其他几个木匠闻声赶来。

孟宪章说：“玉扳指明明在八仙桌上放着了呢，怎么会没了呢？”就问他儿子拿没拿。

“没拿。”庆才回答得非常肯定。

“你呢？”太爷厉声质问大爷。

“没拿。不信你翻！”大爷态度坚决。

“老二呢，你们不是在一起玩了吗？”太爷满脸狐疑地问道。

这一问，庆才左右看了看，挠了挠脑袋：“真是呀，刚才还在呢，藏哪儿了？”

大伙儿连喊带找，结果没有看到二爷。

太爷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抓起大爷的胳膊回了家。

玉扳指被太爷在二爷狗皮帽子的帽遮里翻到了。

太奶战战兢兢地说：“俺给孟家送回去吧，再抓只小鸡赔个不是。”太爷的脸抽搐一下：“这就拉倒了？家里出了这么个白眼窝儿，叫俺咋样做人？”于是，太爷狠狠地杖打了二爷一顿，接着用手颤抖地指着二爷说：“你偷老孟家一个玉扳指，今儿个俺就赔人家一个手指头。”

断指后，太爷攥着滴答血的左手，大声说道：“穷死不能下道。这下道就是不许偷。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都给我听好了，这是家规。打今儿个起，谁要是犯了，就不是我的子孙，死了也别进祖宗的坟茔地。”

太爷和木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临死竟没攒下一副棺材板。大奶说：“东山里木头多得是，实在不行就偷着放一棵，咋的也不能让老爷子在那边没有房子呀！”已经成了一家之主，继承了太爷手艺的大爷，脸立刻铁青起来。他眼珠子一瞪：“咋的？你想让俺也成九指？你忘了家规，要败坏家风不成？”最后，大爷用一斗高粱米从孟庆才家换了一棵落叶松。

树被放倒，连根也挖了出来。说来也怪，整净泥土，那松树的根须正好九条。大爷端详着这有九条树根的松树墩子，突然跪倒在地……

大爷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树墩子修理得铮亮，成了一件坐具。但这九条根须的树墩子从来没有人坐过，像个宝物似的摆在家里。

等他们哥儿四个分家时，我父亲特意要了这个树墩子。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委办公室。结婚那年，父亲说：“我实在没啥陪送的，就把这个树墩子给你吧。不要小瞧它，它可是个宝贝呀！”

树墩子被我摆到了办公室。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它安静地卧在办公室的一角，那九条根须就仿佛是我太爷的九根手指头。直到现在，我早已在处级岗位上任职七八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动过一丝邪念，因为我怕我也会变成九指！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

材料一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纭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茹志鹃“文化大革命”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称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的箫声”。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

(摘编自孙瑞珍《茹志鹃传》)

材料二

1977年，《上海文艺》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送给茹志鹃看的。

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为“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选自《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材料三

茹志鹃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极其贫困。由于两岁丧母，父亲离家出走，她只得随祖母辗转沪杭两地，靠手工劳作勉强糊口。11岁才上小学。祖母去世后，被孤儿院收养。后进上海妇女文化班学习。

……

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更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选自百度百科)

对面的碗

王若冰

坐在餐桌前，面前又是已经盛满米饭的碗。碗面上是一只腾飞的金凤凰，碗的边缘是一圈金色，与凤凰交相辉映。骨瓷，薄，剔透，泛着凝白的光芒。小路看了好一会儿，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致的碗。老人将一块牛肉放到小路的碗里，“你尝尝，这是我小火三个小时炖出来的。”

老人的话听起来漫不经心，似解释，又似自言自语。

小路的眼睛湿润了。她想起已经过世的母亲。

小路与老人相识于偶然。那天，她到这座楼里看房子，因租金太高而放弃。高楼之外的天空，秋阳飘洒在窗外，落叶纷纷扬扬地在距离有限的楼宇间飘荡。小路想起家与父母，想到在都市里打拼的艰辛，不由落泪。

老人就是在那个时刻出现的。她身穿圆领黑毛衣，搭一条酒红色披肩，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戴一副金丝花边眼镜，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在听到小路要租房的时候，她笑着说：“要不，你看看我那房子是否满意？”

说罢，老人不等小路回答，径直走向电梯对面的门。那扇深棕色的门一打开，房子内部就展现在小路的眼里了。她一看，刚迈进的一条腿又缩回来，不好意思地对老人说：“阿姨，我还是不看了。我，租不起。”老人一把拉住她的胳膊，先进来看看吧。房子是中式风格，含蓄婉约中透着特有的美感。墙上挂着山水画，客厅的博古架上，摆满了精美的瓷器。美术系毕业的她，非常喜欢这样的风格与氛围。

可是越看就越觉得是在做梦。老人说：“两个房间，一个朝南，一个向北。你随便选择，价格都是一个月六百元。”小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黄金地段啊！老人笑着说：“价格便宜是因为我有要求，你每天下班回来都得帮我带一瓶牛奶。”

小路听后，感激地说了无数声“谢谢阿姨！”

搬入的第二天下班，小路发现老人坐在餐桌前，对面摆放着一只盛满米饭的碗。老人不经意地说：“我的朋友原本要过来吃饭，结果临时有事来不了。要不，一起吃？”

小路不好推辞。闲聊中，她得知，老人退休前是美术学院教授，老伴早在十多年前就病逝了。女儿已定居加拿大多年；对儿子，老人却一带而过。此后，小路注意到，每次谈到儿子，老人的脸上都会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复杂表情。

小路不好问，她总是尽力地多做些事。除了每天回来帮老人带牛奶外，还非常勤快地打扫厨房与客厅的卫生；倒垃圾；入睡前检查家里的门窗与厨房里的水电、煤气等。老人总是对小路笑笑，很优雅地说着谢谢。

时光如沙，在指间无声地滑落。一晃，小路已经在老人家里租住半年了。

因为忙，她下班的时间并不固定，跟老人的交流也很少。可每次到家，她都会发现老人坐在餐桌前，就像专门在等她一样。小路注意到自己面前的那只碗，每次都不一样：带凤凰的，印孔雀的，玫瑰花的，梅花盛开的，水中睡莲的，绿竹的，菊花朵朵的，精致考究，又颇有情趣。

最近，小路时常出差，她已经很久没有与老人一起晚餐了。这天，她出差回来是下午三点多。进门后，却听到了老人房间里传出的抽泣声，那声音里夹杂着压抑的悲凉。她一惊，老人低吟的哭诉声声传来，“老伴啊，你在那边还好吗？要不是等林子出狱，我真想快点去找你啊！我做梦都怀念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情景，我每天看着对面那只饭碗，都觉得是你或者孩子坐在那里跟我一起吃饭……”

小路震惊，她转身悄然退出房门，坐在与老人相遇的楼梯口，心情异常沉重。直到华灯初上，她才进了门。她发现老人已经坐在餐桌前，表情凄凉。“阿姨，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老人抬头看着她：“你，要搬走？”

“不是，我很喜欢您做的饭菜，也很喜欢您盛满米饭的那些碗，更享受跟您一起吃饭的感觉，就像跟妈妈一起一样，温暖、安全。我妈妈已经去世五年了，见到您，我觉得很亲切，我想像对妈妈那样，陪陪您，和您说说话。不知道您……”

话还没有说完，老人颤抖着站起来，双手把她搂进怀里，泪水长流。

坐在餐桌前，面前又是那盛满了米饭的碗，饭香弥漫；那凝白剔透的碗面之上，红梅怒放，春意盎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