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是人与世界取得联系的最初形式，远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己经借助装饰这种空间性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了。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装饰”有了较深的阐释，“饰”是人为的修饰行为。中国的装饰艺术随着中国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从远古的岩画、彩陶上的彩绘到丰富多样的装饰手段与技法，装饰艺术的发展从未间断过，各个时期都留下了经典作品，家具的装饰也是如此。中国家具的结构特征、文化审美、工艺技术，决定了其独特的设计装饰理念，形成独树一帜的装饰之道。

中国传统家具在装饰上强调纹饰与造型的对立统一，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往往具有方正对称、端庄稳重，规矩严谨等造型特征，这与中国人保守、稳健的性格息息相关。但通过分析其纹饰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其往往表现为一种与传统造型迥然不同的风格，自然活跃而充满生气，这些在传统家具中随处可见。在纹饰与造型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工匠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整体协调的审美智慧。他们在家具设计中能始终以造型为主体，而不是附加纹饰，这样就使纹饰在不破坏整体造型格调的基础上起到点缀、调和及美化的功效。

中国传统家具在装饰上强调装饰内容的文化内涵。家具中的纹饰图案，是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形象符号和文化象征，成为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文化代表。只有充分了解其背景，才能读懂其内涵。

中国传统家具装饰文化走的是一条稳定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具装饰文化一直是以稳定、渐变的的特征来发展的；另一方面，由于装饰题材及装饰手法的不同，以及使用者的文化素养与地位要求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家具装饰风格出现了多样性的发展。

其实，所有的家具设计都是文化作用的结果。透过中国的家具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物缘求断的民族特性。例如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由席而产生的文化礼仪与生活习惯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家具的形制。相此而言，椅子的出现则晚得多，从产生到普及，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从椅子的形态上，能读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创新。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到了极致。时至今日，明清家具的风格仍在被仿制，这表明它们在世人心中的地位与象征。

控制论的出现，通常都认为从维纳1948年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但梁诚瑞在“维纳的控制论和清华大学”一文中考证说：“控制论并非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产生于美国，它的发端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梁先生引用维纳于1954年出版的回顾科学生涯的书《我是一个数学家》中的自述，他宁愿选择在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的1935年作为创立控制论的起点。他在清华大学与李郁荣教授合作研制滤波器时，开始了对控制论的研究。正是在清华大学，维纳实现了从纯数学领域向电机工程和技术科学的转变。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时，维纳应邀参加了《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的有关控制论的座谈会。当被问到：“创立控制论时，是否出现过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维纳回答说：“在哲学家中有一个人，如果他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将研究控制论。这个人就是莱布尼茨。”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最早试图用数学形式建立逻辑推理体系，发明过二元算术计算方法。据查莱布尼茨于1697年通过耶稣会理士白晋得到过中国的《易经》，研究过“圆圆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受到启发。白晋当时是康熙宫内的法国传教士，受命返回欧洲，系统地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莱布尼茨全集》第四卷第一期上有他给友人的一封长信，其中有对《易经》的评论，他还写过《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长篇论文。梁诚瑞的结论是：“控制论的直系祖先是欧洲的莱布尼茨，其哲学基础来自《易经》。”

控制论与中国的这两层缘分或许还可以做进一步考证。但维纳能摆脱“反动分子”“伪科学家”的形象，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莫斯科出席IFAC第一次代表大会，则确实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先生的功劳。维纳的控制论发表后，在哲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此书的副标题是“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人也是动物，把人和机器并列，以至等同起来，有亵渎人类尊严之嫌，惹怒了不少哲学家，就像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搬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而触怒了教皇一样。前苏联的哲学界首先发起攻击，称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现代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还有更严重的批评说，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等。这位数学家在前苏联和东欧被视为反动的伪科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未见有人公开辩论过。

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迅速地被译成俄、德文版。作者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书内未触及到人类这种动物的尊严，写的全是技术科学。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界立即接受了这一新学科，从而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推动了五六十年代该学科发展的高潮。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原理和卡尔曼的可观、可控性定理和递推滤波器等，都是在此期间出现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只好放下武器，悄悄修改了各辞书中的词条，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

1957年在巴黎成立IFAC筹委会，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了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控制论科学家咸集于莫斯科大学礼堂。维纳受到英雄般的接待。66岁的他，已显苍老。听别人作报告时鼾声大作，毫不顾及自己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与会者只好吟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史诗般的名句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建立这门技术科学，能赋予人们更宽阔、更缜密的眼光去观察老问题，为解决新问题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前景。”

钱学森从1935年起，在美国工作了20年，为美国的航空、火箭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贡献。50年代初受到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国防尖端技术研究，受困达5年之久。在困境中，他转向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最近他还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科学。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透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新趋势

国家电影局2018年12月31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同比增长9.06%，其中国产片占比超过六成。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中国电影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通过行业大洗牌淘汰无效资源、无效传播的电影生产，形成稳定有质量保障的生产体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指出，2018年中国电影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寓言体的、艺术探索型的，还是类型化的电影，大都加强了思想内涵的深度。“有深度的电影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我不是药神》票房超过30亿元；表现北漂青年艰辛奋斗的《后来的我们》票房超过13亿元。”张卫说。与此相反，粗浅表达的平庸类型影片反而被观众冷落。

中国电影产业在“资本洪水”涌入之后逐渐回归理性，不再唯票房、唯明星、唯流量，而是冷静下来去思考电影的艺术特质，静下心来创作和思考。国产电影票房占到62%的市场份额，体现了国产电影近年来的进步逐步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

不仅在电影创作中，院线发展在2018年也呈现出理性回归态势。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影院方面，由于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影院建设持续增长，全国影院银幕数2017年超过5万块，稳坐全球第一大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单纯靠扩大“产能”带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降低效用，随之影院投资、荧幕数量扩张也将逐步趋于理性。未来影院新一轮的经营、竞争模式必须走向服务质量、服务模式创新等竞争性增长。

猫眼研究院2018年度电影市场观察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观影人次增速放缓，但观影年龄层更加广泛，更多30岁以上观众走进电影院，为观影人次增长贡献约3.4个百分点，看电影从年轻人时尚消费行为，变成全民娱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在为未来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2018年，互联网企业的深度介入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趋势。2018年4月，阿里入股万达，在产业链上下游、制作、影院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布局，涵盖了“电影制作+电影宣发+版权授权”的产业链以及“在线售票平台+影院售票软件”的票务产业链全部业务。而在2018年3月，腾讯斥资33亿元拿下光线传媒所持新丽传媒27%的股权。两大互联网巨头在电影产业领域的博弈如火如荼，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迎来新的产业格局。

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应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好作品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硬道理，要有效提升我们的原创能力，尤其在编剧这个环节要加大投入，加大资源的配置，让编剧环节成为支撑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饶曙光说。他认为，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推进结构性优化，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特别是用电影化的方式、高科技的方式、观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27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