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 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 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 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 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 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 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春天，我的春天

史光柱①

  我最后一个用眼睛看到的春天是被疯狂的绞肉机绞碎的，春天淌着血，连同那天的太阳一起绞断。留下一条根，深埋在岁月里。那是1984年的事，至今已整整二十个年头。往前一年，春天是和平的橄榄绿；再往前一年，我走在滇东老家的山道。父母送我入伍，父母爱、故乡情勾动情怀。路边有青青的麦苗、棕榈和灌木林。青青的麦田和灌木是春天。翻过山岗，便看不见了我熟悉的木屋和炊烟，能让我爬上山岗，回头再望一眼的故乡是春天。

  花不标价，草不打折，那时的春天没有商家炒作的痕迹。伸进树丛的牛头、羊嘴告诉我日子香甜，啃嚼鲜美。一张慈祥的面容从天涯海角如期而至，它掏出钱褡子，传播慈善、慈祥。一枚枚类似金币、银币的东西，从山湾、地湾冒出来，从野茅草返青的沟崖露出来。这时我总在想，城里的春天，大厦装不下吧？为何城里工作的人回乡探亲，脸上都泛着红光？立交桥向四方炫耀，现代化进驻山乡。可霓虹灯跟油灯的距离越拉越大。我托着腮帮坐在灯影下苦思：什么时候大山不阻断遥远，我也把牛车上的梦搬到汽车上。生日有红烛，天天有饼吃，可能春天进家了吧！外婆跟我说，如能一天从鸡窝里捡两个蛋，你的春天也就来了，石榴树露出腼腆的神色，抛出红绣球招引我忧郁的眼神，春天是家里买了一包盐，不用再吃淡菜，是季节熬出头，说是苦尽甜来。

  狗尾巴草穿花衣服是春天；蒲公英凑趣闪出身向路人报幕是春天；老地疤长新肉、添新喜是春天。这个季节，谁最尖刻——草尖儿，谁最淘气——春风，谁的腰肢最细——链子草，谁的嗓音清亮，声带最长——溪流，谁最高兴——布谷鸟和油菜花一样招眼的秧子，谁的嗓门最大，是村长大块头。他把开春的调门起得很高。

  春天，何止大地蒸蒸日上，青麦苗暖阳坡，它还让汉子们将缩在衣领里的脖子伸直，起早上山，让女人们拉家常时不只嬉笑，还看山色。耕牛和我们的腿脚没闲着，扭子压在人肩上，愿望长翅。一个被贫穷剥夺书本的女娃，接过爷爷挖药材换来的学费，朝房头登枝的小鸟招招手。

  春天来了，根的愿望得到伸展，种子跟苗床说着喷香的悄悄话。冷漠的土地找到掏心窝子的。痛快地宣泄着压抑已久的心情。孩子们有了玩场，破口鞋成了打老鼠脸的锐利武器。穷山沟的孩子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童话。天被雨婆婆刷洗成蓝屋檐，白云洗成春雪莲。丁香花刷得特丁香，鸟窝里的雏鸟是他们宠爱的丑小鸭，泥塘子当成天鹅湖，娃娃鱼成了美人鱼，蚂蚱窝当成星星屎。星星会拉屎撒尿，不知是哪位祖先注册在人们头脑里的童话。因为故事离奇，也因传说蚂蚱窝有消食败火的功能。老人们便说星星屎不脏，吃了长聪明。孩子们也想不呆不傻，长大后挣大钱，盖大屋，娶好媳妇，想聪明的孩子见到半个火柴盒大的蚂蚱窝，从枝叶上掰下，拿回家串烤着聪明。胆子小的孩子，掰开蚂蚱窝，瞅着金色的虫卵囊仔细观瞧，最终不敢拿在火上烤熟亲尝。

  山道如线，扯着木屋放飞的风筝。坡地挂在高山上。谁在翘首？谁在顾盼？谁是年岁中的畚蚂蚱？弓着腰，鼓着眼四下寻找。情缤纷，梦缤纷，青瓜棚看呆看傻了。在管生不管死、管成长不管成熟的春天，我怀着树的冲动，肩挑憧憬，根盘串蚂蚱情节的领地。

  如今，我娶了相知的人，小屋不大，但装得下工作之余的温馨。我拄着盲杖，敲打着未知的路面，能敲打未知，采来去去是春天。春景斩断殆尽，深埋在心里的根却在时时发芽。时时发芽的根是春天。

  大概我现在的春天就那么多了。就那么多的春天，牵动着我忙碌的身影。我握着生命的犁铧，翻犁一沟接一沟漆黑的命运。能翻犁命运、播种未来是春天。你的春天是什么？是耕耘霓虹点点的春色？还是在嫩叶和花瓣间寻找她的眼神与面容？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