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一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一家庭一国家一世界一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有删改）

有了全息影像和虚拟现实加持，不用去敦煌，就能欣赏飞天乐舞的精彩表演；戴上AR眼镜，穿越150多年的历史，一睹圆明园的金碧辉煌；在超级大屏幕上走入《韩熙载夜宴图》，加入一场古代的豪门夜宴……

在掌握庞大数据信息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从而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精准打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爆款”内容产品和服务，成为新风尚。

“在爱奇艺看一个电影、看一个电视剧，如果只想看男二号，通过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做到只看男二号的戏份。”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聃皓说，通过个性化算法做到千人千面，打开爱奇艺页面都是根据用户观看过的视频的DNA匹配出来的。

腾讯集团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赵治认为，科学技术为传统文化带来无限活力。他举例说：“功能游戏不但有意思，而且特别强调社会治疗，有一种烧伤病人，每天给他用药仍然很疼，但是可以让他戴AR眼镜玩游戏，这样玩的过程中可以缓解病痛。”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文化和科技是新时代我国产业创断的两翼。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文化和科技二者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文化领域对前沿科技发展和技术利用情况不清楚，科技领域则缺乏手段和路径将人文内涵与技术相结合。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该如何打通呢？

续超前说，要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VR等技术浪潮对文化领域的颠覆影响，形成新一轮的文化科技融合：从单一要素融合走向全方位融合，从被动融合走向主动融合，从浅层次融合走向深层次融合，从区域内部融合走向产业链融合，从“文化+科技”向“文化×科技”的模式升级。

（摘编自张晔《当“文化秀”遇上“黑科技”》，《经济参考报》2018年11月5日，有删改）

（数据源自《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上周，备受瞩目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落下帷幕。峰会为数字中国建设勾勒出美好图景。

数字中国的未来令人期待，但在推进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新动向仍需加以关注。国家信息中数字中国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18）”显示，尽管数字中国的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区域分化趋势较为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加大的态势。

从单个城市看，北京、广东、上海三地以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数字中国建设持续领跑全国；从我国区域布局的4大板块看，东部地区数字中国发展增速为2.26%，高于中部的2.1%、西部的1.26%和东北的0.89%，呈现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这一判断是基于数据中国大数据监测系统所汇集的5000多亿条数据资源，并从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多个维度，对全国各省区市数字化水平进行的全景式展现与分析。总体看，数字中国的发展态势，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保持着较高的吻合度。

为了缩小差距，多省采取多项举措。上周，江西提出将着力培育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一批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一批中小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以及一批智能产业集群；湖北武汉提出将加快推进国家存储器、航天产业、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4大基地建设，年内培育1家以上独角兽企业、500家瞪羚企业、1000家小中型企业和新增5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目标。

同时，各地“抢人大战”仍在延续。湖南衡阳启动“人才雁阵”行动计划，高层次人才团队来衡阳创新创业，最高可享受1亿元综合资助；河南首次启动“中原千人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中原本土人才发展，形成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相衔接的创新人才开发体系；武汉则通过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诺贝尔奖及世界领军型产业科学家等举措，构建多层次、全产业的人才“金字塔”体系。

（摘编自张倩《抓住“数字中国”建设机遇》，《经济日报》2018年4月30日，有删改）

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其中，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数字中国建设功不可没。按照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到2020年将突破1万亿元。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认为，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进展顺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中国战略过程之中，依然停留在以硬件建设为主，忽视了对政府数据、城市数据应用以及相关价值的激活。全球约有一千万台服务器被闲置，占到市场规模的30%，几乎浪费了300亿美元规模的IT基础架构投资。”同时，王叁寿认为“我国数字中国战略缺乏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体系的支撑。美国开源技术固然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可形成依赖，我国亟需全面研发关于数字中国战略的相关核高基技术，紧盯短板，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争取早日实现自主、可控，牢牢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切实保障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

（摘编自王叁寿《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北国网》2018年7月18日，有删改）

互联网与高速公路

流沙

自从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这两年有太多的号称“互联网+”的项目横空出世，又一个个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市场估值让人咋舌，但没过多久，又一个个消失在时间的风尘里。回过头来看，很多人曲解了这个词汇本来的含义。。

现在从事实体经济的老板们都在痛苦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苦心经营的“核心竞争力”突然没有竞争力了，日子越来越难过。自己筚路蓝缕走来，兢兢业业几十年，公司却远远比不上互联网企业让人咋舌的市场估值。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牵手互联网，所以自己落后了。

但我们还是惊奇地发现，“互联网+”并非万能，有了叫车软件，却无法替代开车的司机；有了网上订餐，仍然少不了厨艺高超的厨师；我们出门旅行在网上购票，还得去机场搭乘航班；万科房产开发出了“万科云”，我们不能住在它的云里，仍然要住在房子里。

小米公司的雷军和格力电器的董明珠曾经对赌，小米公司如果五年之内超过格力电器，那么董明珠拿出10亿元。这其实是一场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制造企业之间的对赌，两人都表示“胜券在握”。

商业本来没有什么传统和非传统、互联网非互联网之称。商业本来就十分现实，就看消费者买不买账，再看你能不能盈利，能不能创造社会价值。小米用互联网思维卖手机，但买了手机的人，并不是因为它用了互联网，而是它的手机性价比高。格力电器通过传统渠道卖空调，大家用格力空调，并不会因为它有没有互联网应用，而是它的空调必须质量好。

互联网其实是一种“工具”，或是一个通道。怎么来理解呢？传统产业就像跑在乡间土路上的奥迪，再怎么踩油门也开不快。传统产业转型，不是把自己变成了互联网企业，而是把奥迪开到高速公路上去。一旦传统企业用上了互联网这种工具，它就可节省下大量的营销成本。

“双十一”时，长于线上销售的酒仙网被线下的1919网超越。这个事例释放了一个信号：一旦传统企业用上了互联网工具，那些天天玩概念，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互联网+企业”也许只能望洋兴叹了。有人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也打不过一块石头。

如果梳理世界上的那些伟大公司，无论是苹果、微软还是脸书，核心竞争力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思维，而是它们高超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互联网不过是是它们满足人们需求，从而获取利润的一个通道而已。

互联网，善用就好，但不必跪着用。

影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地球计划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而使自己加速飞出太阳系“流浪”的故事。当地球接近木星时，木星引力激增，地球与木星相撞，危机出现，最终人类为了希望而奋力化解危机。该片在叙述地球流浪的过程中，注意刻画同一家族中三代人即老韩、刘培强、刘启之间的认同关系，突出了中国式家族认同传统的当代魅力。可以说，《流浪地球》称得上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为世界科幻电影宝库奉献出中国电影人的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建树。此外，与国际一流电影科技水准相对接的制作水平，极大地促成了《流浪地球》创造的科幻奇观。在电影院里，超强的视听感受让观众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科技水平的巨大提升，这反映出在近年来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工业化水准都跃上了新台阶，昭示着中国电影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王一川《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

（资料于猫眼电影）

中国科幻电影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认为，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此论引发了《流浪地球》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共鸣。在刘慈欣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2016年，郭帆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郭帆这才意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的内核或许和中国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摘编自吴见如《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电影<流浪地球>怎样从无到有》）

电影《流浪地球》火了，一同带火的还有它的原著。电影上映之后，原著在大众中的阅读量或曝光度几乎可以与此前20年的总和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丰富库存期待着更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去重新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好作品也需要用新的手段方式予以发掘传播，惠及大众。信息技术、传播途径、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巨变，让文学与大众的互动方式也迥异从前。例如，经由影视改编走近文学原著，文学与影像“共同阅读”，就成为当下人们文学生活的重要特征。发现好作品的并不一定是文学史家，导演、剧作家、艺术家甚至一位网游设计者，都有可能带着新的眼光进入，以更贴合时代的多元手段进行表达传播。

（摘编自丛治辰《期待更多好作品“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