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喉咙发音长短、高低，与人的呼吸有关。人不能不喘息，发音也就不能不间歇，语言也就不能不有所停顿。在说话时，不一定必到意思完整时才作停顿，而是在气力不能继续下去处即作停顿。在习惯中，语言完整处的停顿固然叫作“句”，而气力不济处的停顿，也叫作“句”，有时候后者被应用的次数，还远远多于前者。习惯有“上下句”之说。凡说到“上下句”，即意味着仅仅一个“上句”还不够，而须有“下句”接配才算完整。虽然如此，但绝不能因此便断定那个“上句”不算一“句”，或说不叫作一“句”。顾名思义，既叫“上句”便是承认它是个“句”，只不过“上”而已。而五代时王定保在《唐摭言》卷六中记牛僧孺一事。牛携所作文章谒韩愈、皇甫浞。“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大欣赏之。”韩愈所说的拍板，当然不是仅指木板工具，而是兼指木板所具有的作用。而牛僧孺所答，则是侧重指其作用，也就是指拍打的节奏。音乐的节奏既可名为“乐句”，那么语言的停顿，又有何不可称为“语板”？我们知道，音乐有板有眼。有板板连接的，有一板一眼的，有一板二眼的，有一板三眼的，都不出乎四拍。虽有的是五拍的，如昆曲常在三拍处叠一拍，这与军乐鼓点相同，但那紧叠的两拍，实仅占四分之一，合其前后，仍是四节。

为什么四节为止？从生活实际说来，再多就接不上气力了。人的气力有限度，那所发出的声音也必与之相应。我们反观汉语的现象，一个停顿之前，即一句之中，无论字数多少，都会在快慢速度上加以调剂，甚至切成几逗。即使争吵，仔细去听，总有节奏。

节拍并不都与字数相应，念着容易上口也容易记忆的歌诀之类，最少的是三字句，如《三字经》。其次是四字句，不但“关关雎鸠”“天地玄黄”通行不绝，试翻开现在所编的许多《成语词典》中的若干成语，都以四字的为多。五言、七言更是诗句的常态。六言是两个三言成三个两言，八言常是两个四言。拍着板来念，快慢随人，但俱不会多到四拍以上。至于九言诗句，有二七字的，或四字五字的，都是复合句，并非真九字句，而且读来麻烦，作者也少。不难理解，费气力的，行之必然不广。骈文以四言六言递相交替，又重叠又变化，念起顿挫流畅，所以曾流行千年，至于没有固定字数的散语句子，在说话和诵念中，也有轻重疾徐。常见初识字的小孩或识字不多的成年人，拿着报纸，每字平均力量去念，听者常会发笑。因为他们失却了句中的板眼，更不论句间的抑扬了。所以散语的句子，包括文言的或口语的，无论多么长，都必有中间的顿挫。

（摘编自启功《汉语现象论丛》）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又创造了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月”“明镜”，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广更深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不再是隐私权的客体,也不是人格权衍生出的财产权的组成部分,而成为国家、企业和个人共享的数据资源。因此,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不应再狭隘地局限于个人利益或私权保护,应侧重规范信息资产合理开发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应更好地发挥个人信息在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公共产品作用。

个人信息作为传统法律上人格权的客体,一直处于静态而稳定的法律关系之中。然而,近十年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交时代的到来,数据量激增,云计算普遍运用,物联网雏形逐渐显现等,数据资产在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与在传统隐私权或人格权保护中个人居于主导地位不同,在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时代,单个主体作为大量信息流的一个末梢,其可识别性的符号化特征在以关联关系为核心的大数据要求的全样本分析中,已经成为模糊的信息加工客体。

个人信息不是纯粹的私法权利客体,享有与使用它而产生的利益不能仅从私权保护的角度进行狭隘的思考。就个人信息的范围而言,在个人提供的信息产生的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中,既有个人所创建的信息,又有他人参与创建或主要由他人创建的信息(如信用信息和信誉信息等),故而,已经不能完全从隐私权或人格权的私有化属性方面进行边界厘定。

在大数据时代,单一性个人信息的价值越来越不明显。个人信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微观效应,迅速让位于大数据时代全部样本的信息挖掘产生的分析价值和预测效用。个人信息保护方式必须向此种经济和科技运行模式妥协,由此构建新型的个人信息公开化和可利用化的法律规范。个人信息经过数据企业的批量或整体性加工,变成符合一定目的的数据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数据资产作为深度把握社会财富流动、维护社会秩序、节约社会资源、预测及避免重大系统性风险的公共数据。

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最新立法已逐步放弃个体对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权理论,使个人信息权从绝对性的私法性权利或基本人权,向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公共信息财产转化。个人信息相关的法律规范,在世界范围内多因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者与数据企业关系的变化,而由特别法实时进行调整与更新。在这个大的社会发展趋势之下,静态的、以个人隐私的绝对保护为中心的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已经很难适用。

(摘编自《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模式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