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大教堂文明，石块垒砌成永恒的场所；近代则是印刷术文明，铅字排列成流动的意义。印刷术之特殊在于其作用对象是语言，它改变了世界的意义被呈现的方式，从而改变了世界，自从活字印刷取代了雕版印刷，工匠能够方便地排出任何文本，文本流通就更为多样，促进了思想的多元与争鸣，雕版印刷因其成本高昂更倾向于大印量文本，活字技术在对持小印量文本时则更平等些，因此也对新生和边缘的思想更包容些。活字相对于雕版的优势在于印刷文字而非图像，而成本优势又使它更倾向于表达抽象的思想，也更重视想象力。

印刷术文明是白金字塔之后又一个无惧于时间的文明。前印刷时代的图书馆旨在保存而非借 阅，一卷孤本被毁就是不可逆的损失；而印刷术将知识大量复制传播，令其再难被尽数毁灭。伊丽莎白·爱森施坦指出：前印刷时代的文明是脆弱的，难逃兴衰抡替，例如12世纪文艺复兴与14 世纪旳罗拉德派改革都中断了 ；印刷术的诞生却让同时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长远地影响了后世，开启了知识积累的进程。是印刷术孕育了18世纪的百科全书之梦，也正是印刷术引发的知识 爆炸又让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全书”和“通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文化的变迁总是有得有失。随着印刷文化的扩张，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惊觉口传文化已濒临断绝，于是赶紧把民歌与民间故事抢救（印刷）出来；当时不识字的底层人民被排斥在了印刷文化之外，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关于他们的史料皆是由识字阶层为印刷市场书写。刘易斯•芒福徳说，在一个印刷技术主导的社会中,“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上，其他一切逐渐沦为虚无”。

（选自巫怀宇《“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上，其他一切逐渐沦为虚无”》，有删改）

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

沈壮海

①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再次凸显为重要的实践问题和学术课题，这是历史、时代、现 实多重因素促成的。

②涤除仍客观存在的文化上的不自信，是一个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有着早醒的文化自觉、骄傲的文化自视，曾长期饮誉潮头。然而，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外力犯侵，使得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不断遭遇重创。在顽强抗争、拼搏、逐梦中站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改变着现实命运，也改变着精神面貌、文化心理。但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其调适提升，绝非旦夕之功。

③要引导我们的文化自信由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随着我们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当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不断恢复、增强。这是与民族振兴进程必然伴行的文化自信的自发恢复。强调文化自信的涵养，就是要引导这种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一方面，要引导人们克服一时的虚骄、自负的膨胀等非理性的成分；但另一方面，更要引导人们认识当代中国向前向上的大局，认识增进文化自信之于文明重振、民族复兴的意义，促进国人民族自信、发展自信、文化自信的普遍性增进。虽然我们的文化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文化的魅力还亟待增强。

④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构成，推进这样的文化建设，需要的是与之相应的文化自信。这是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的本质所在。

⑤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的文化自信。辉煌璀璨的历史文化，是我们 文化自信的重要底气。但是，这种底气只有在旧邦新命的历史接续中、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下实践中，才会更加充盈浩荡。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高扬，有助于我们持守民族 自信、文化自信。不过，现实中不同文化猛烈激荡，如果我们迎对现代的西方，只能求助于古老的 传统，那即是对当代国人文化责任的逃避。当代中华民族，不能做望“洋”、望“古”兴叹者，而要 有承于古、强于今的雄心和作为。

⑥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上的自我 迷恋、自我封闭，它既要体现在对自我文化的确信，也内含着开放包容的气度。既要坚守中国文化 的主体性，作出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原创性的文化开拓，又要注重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镜鉴。

⑦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当今时代中华民族 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的自觉追求。

⑧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重要前提是普遍性地增进、提升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认知、理 解，进而走向认同与确信，增强传承好、发展好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增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 发展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概言之，文化自信立基于文化自知之上，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之“知”， 对近代以来革命文化革命传统之“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知”。系统推动中国文化的社 会化普及，激发普遍的文化建设的当下意识责任意识，需要我们基于时代特点、受众特点顶层规划 与落地设计。同时，还需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核心，抓住全民族文化能力建设这个 关键，用好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这个最大的教育资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今天，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五大聚集区，相关投资增加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中国”建设领域的投资热度继续高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各级政府的相关投资项目有超过六成投向了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五大聚集区域。在人才供需方面，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大量人才，很多都流向了东南沿海省份。报告还指出了在“数字中国”发展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再比如大数据发展非常快，但是人才跟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貿增速，雨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貿易中，中国的进口额增速，五年来首次超过了出口。（摘编自《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8年5月5日）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接近2/3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1572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623家，占比39．6%，与2016年相比上升4．5%。

（摘编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

近期，交通出行、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以到餐厅吃饭为例，你若常去某家餐饮店就餐，与店主、伙计熟悉后，久而久之，反而会出现被怠慢现象：点完莱呼叫下单，服务员却迟迟不来。

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会根据搜集到的用户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行为信息，通过大数据模型建立用户画像，然后根据画像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说到底，用户相当于被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消费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无论线上线下，“杀熟”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这个“大”，要么是“体量大”，仗着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产生“奈何不了我”的盲目自信，要么是“架子大”，认为“用户忠诚度”足够高，导致服务开始缩水。

治理大数据“杀熟”等各种“店大欺客”行为，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堵住监管漏洞，提高违法成本；平台应坚持“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用更多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并且在对大数据进行商业开发时，筑牢安全保护的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的屏障。

（摘编自《大数据杀熟，是在有意“消费”消费者的忠诚度》，《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汗 漫

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意就是“到大海上去”。所以，上海雅称“海上”——在大海之上，万类自由，梦寐开阔。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灯火浩瀚，力量四溢。

我所在的药物研究院地处静安区。附近有著名的静安寺，寺门前的金铸匾额上镌刻寺名，从左向右念是“寺安静”。之所以强调“安”“静”二字，大约是为了平衡，平衡周围无边无际的繁华和喧嚣。

以香樟树为主体构成的药物研究院的浓荫深处，时时可闻鸟鸣。鸟鸣心更幽，令偶尔独自值夜班的我惊喜。倘若在周末加班，还可以看到一群鸟把翅膀收敛身后，在办公楼或实验楼的台阶上散步，像把手背在身后谋划未来的董事长、总经理，也像我院那些被研究生们昵称为“老板”的导师——他们也的确是大大小小的老板了，以课题组为财务结算单位，公司化运作，自负盈亏。一群鸟一样的老板，或者说一群老板一样的鸟，在泥土，在市场，寻找着草粒和水。

我的办公桌位于上世纪初期一个英国人所建的别墅式小楼内。来来往往的院长、院士、厂长、经理、广告商，来来往往的电话、传真、文件、报表，来来往往的汉语、英语、韩语、日语尤其是沪语……作为这家拥有上市公司的药物研究院的核心，这里繁忙，芜杂。所有的善良、邪恶、阴郁、明媚，小楼与我都无所不有。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有可能成为各种类型和性质的人，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气候催发。因此，我必须对体内的毒素和阴影保持警惕，对这座小楼内的黯淡保持警省。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通知，条例，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地穿行、观察、请示、聆听，将领导意图落实于自身行动，用以下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从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面试。人事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理发店。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显然，头发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优哉游哉，诗意盎然。倘若让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其必头发张扬如同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西装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令人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一套西服，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他是一个在西装和夹克之间过渡得比较从容的人。

——注意平衡。比如，对同事，敲门的力度和节奏要一视同仁并注意音响效果。某君曾愤愤：“余，你敲我的门是嗵嗵嗵，敲院长的门是嗒嗒嗒……温柔极了。”我惭愧，认真研究了这两扇门。同样的力度和节奏，敲出的声音果然迥异，原因是该君的门比院长的门微微薄弱。我请他谅解。之后，尽量降低敲击其门扉的次数和力度。从此，对敲开所有人的心扉不再抱以期望。

诗人、作家聚会，我常常被视为一个“小经理”；同事聚会，我又往往被呼为“诗人”“作家”——一个总是出现在客场的队员。在“诗人”“作家”被注入复杂意味的实用主义上海，直觉告诉我：应当将“汗漫”这一笔名造成的倒影，移植到白昼生活以外的夜晚书房里去；让“余秘书”与“汗漫”相互尊重、审视、滋养，而非相互鄙夷、排斥。这是一个理想，何其困难。

研究院内小花园旁耸立着三座铜像，纪念三位去世多年的药物科学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先后从美、英、日归来，成为我国现代药物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分别担任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我院的院长、名誉院长。同事、后辈一概尊称他们为“先生”。有谁敢把他们喊为“老板”？中国的第一支贵似黄金的青霉素，根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出于其手，惠及国人。除了三座铜像，他们似乎没有留下多少资产。面对那些把实验室当作名利场和提款机的浮躁后人，三位先生铜铸的目光，显得忧伤。

每天黄昏，一对来自安徽的清洁工小夫妻在清洗这三座铜像时，都放弃通常用的冲刷地面的软皮水管，而是站在凳子上，用干净毛巾蘸水，细心擦去铜像上的浮尘、鸟粪。他们有一个梦想：“将来让女儿考咱院的研究生咋样？在这大楼里做实验，再成为那三个老先生一样的人，研究药，治病救人，积德行善，多好！”

这一场景，终于让我和若干老板感动。

目前，我还残存一丝被感动的能力。这说明，一个虚幻浮泛、模棱两可的家伙并非无药可救。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还有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获得简明扼要的宁静和欢乐。

我喜欢米沃什的名诗《礼物》：

“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我经历过的一切邪恶，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羞愧。

我没有感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假若我在研究院内直起身来，需要沿北京西路朝东走四公里，到达外白渡桥；再乘船越过黄浦江二十公里的浩荡江声，才能看见船帆和大海——这是我和一位伟大波兰诗人之间目前的差距。

毕竟生活在一座以大海为名的城市内，所以，我有希望实现自己后半生的梦想——无论何时何地，一直身，就能看见船帆和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