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看汉服运动

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文化民族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本位论”则完成了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对于汉服运动，我们也应该把它放置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线索中加以考察。

从章太炎到陈寅恪再到钱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历来强调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但是，他们所有的理论诉求都是建立在“文化本位”而不是“种族本位”的基础上的。即使是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目的的章太炎，也明确指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们尊信孔教，而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同样，按照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在“种族”、“文化”和“地域”三个因素当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钱穆的“文化本位论”更是毋庸赘言。汉服运动宣扬汉民族种族的纯正性和优越性，它所推崇的“汉民族本位”归根结底是一种“种族本位”理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产生民族的“认同焦虑”是必然的，其认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由此而退回到“种族本位”，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汉服运动“汉本位”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表现出一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排他的、妄自尊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强调汉民族文化的纯正性和优越性，无视汉民族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鄙薄汉族之外的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反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一点，在他们对“汉服”和“唐装”的不同态度上，在他们对“汉民族的杰出人物”和“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的不同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本位运动，不仅不是纯粹的“汉本位”的文化本位运动，相反，他们都首先强调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强调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融。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没有与西化派形成正面冲突之势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章太炎的“国粹国光论”、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还是钱穆的“文化本位论”，都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年代，通过对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革新，寻求民族自救之路和民族文化的新生，因而，他们都是立足传统而面向未来的。汉服运动根本的社会性目标就是恢复“大汉民族”的“正统”，而他们所谓的“正统”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逆时而动、面朝过去的。无论如何，汉服运动都不是“民族意识的回归”，而是“民族意识的退化”；不是所谓“文化的自觉”，而是“历史的倒退”。安东尼·史密斯说：“种族性的民族主义看起来更像是‘宗教替代品’的制度化。”确乎如此。

（选自张跣《“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有删节。）

聪明人不会被考试玩弄

蒋雪婕

“我的中学生活很凄惨。”蒋方舟说。“天才儿童”、“美少女作家”，这些贴在蒋方舟名字前的标签，让她的身份不同一般。蒋方舟从7岁起写书，先后在20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初中毕业时，她已出版7本书，高中时，又出版了两本书。

2008年9月，从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毕业，蒋方舟踩着冲刺拼来的高考分数和自主招生加分，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要搞清出题人在想什么

其实，从中学起，蒋方舟就是一个戴着耳机、默默穿梭在食堂和教室间的普通学生；是夜晚为了考试挑灯奋战、白天在食堂吃3元钱套餐的普通学生。

在课堂上，老师会阐释自己对课文的理解，但蒋方舟非常注重自己的赏析和判断，不被所谓“标准”限制。如果发现某个作家有价值，即使课本上只是简单引用了一句，蒋方舟都会找来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阅读。

蒋方舟说：“考语文很简单，你一定要搞明白出题人在想什么。”有时考完试，和同学一起讨论时，她一边评价试题一边推论：“出题这人，起码50岁以上，文革过来人，喜欢看《读者》。”“出题的这个人，是女的，小资情调。”“出题的这个人，恐怕只看余秋雨。”

对于“如果鲁迅来参加高考，也不会及格的”说法，蒋方舟不同意，她说：“聪明人从来不会被考试玩弄。”

数学从50多分提到143分

蒋方舟说，因为数学作业最多、最占时间，初中时她“坚持”不做数学作业。后果便是，初中毕业时，数学成了她的绝对弱项。高中分文理班时，蒋方舟的数学只能考50多分，她那时只希望自己可以考进年级的1000名以内。

因为老师的一句“爱不爱学习，就看爱不爱做题”，蒋方舟由从来不做数学题变为“狂做”数学题。对于数学，蒋方舟不相信除了做题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她说：“我学数学，靠的是蛮干。”

文理分班后，数学难度降低，蒋方舟终于在半年内，将数学从原来的50多分提高到了143分。总分从进校的1000名以外，提高到第8名。高考时，她的数学考了131分。

挑灯冲刺的高三

9月份高三开课，每个教室都挂着高考倒计时牌，有的班甚至夸张地挂上了“距高考只有1天”。每天感受着临战氛围，一向喜欢自己控制时间的蒋方舟感到非常不适。十一假期，她给自己放了半个多月的假，回家调整。之后，她停止写长篇小说，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每天晚上，蒋方舟从6点多开始做题，晚自习后接着做。宿舍规定11点熄灯，蒋方舟于是就挑灯“夜战”，每天基本到凌晨两三点才睡觉。

她听“状元班”的讲座，看状元的学习经验和心得。她说：“无论我关注什么领域，都希望知道那个领域最好的样子是什么，哪些人是最好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在“状元班”讲座上，老师说：“据我观察，状元有两个特点：一是状元都是独来独往的，二是状元喜怒不形于色。”这成了她“青春孤僻”的启蒙。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她戴着耳机独来独往，以极快的速度吃饭。而且她在一间宿舍里一个人住了3年。

我没有一天不在研究学习方法

在蒋方舟的高中，老师很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学生自己做的作业，比老师布置的还多。一开始，蒋方舟做完习题后喜欢去翻书后的答案，后来发现这样效率极低，就克制了。她说：“我向来不相信跟人讨论作业题能讨论出个什么，学习本质上都是自学。”

蒋方舟平时做历史题，总是很慢。做选择题，她除了从四个选项中挑出正确的，还会注意看其他三个错误的。“因为错误的选项，也是重要的知识，只不过故意把年代啊人名啊写错。这样做一题，等于做四题。”问答题答完后，她会在旁边另外写一些话，用来分析出题人的用意。

揣摩出题人的用意，是蒋方舟对待考试的一大秘诀。引用和解释日本校园剧《龙樱》中的台词——“考试就是对话”，她说：“应该是三方的对话：跟出题的人对话，跟写文章的人对话，跟改卷的人对话。”

蒋方舟说，高考是另一种竞技体育，只承认成绩。既然参与了这个竞技，就要认可它的规则。“整个中学阶段，我想，我没有浪费我的智力和时间。”她说。

（《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10日12版有删改）

①中国文学悠久的传统中，一直隐隐相传着十分重要的江南意象。持久、含蓄的相思，以及永续的乡愁，是江南不变的芬芳。男女之思，友朋之念，以及越到后来，以男女、友朋寄托的家国君臣之思，相互重叠着、涵化着，渐成江南意象的深层含义。因此，江南意象是江南认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含蓄而动人地揭示了江南认同的底蕴：家国之爱。

②江南意识其实并不一定产生于江南本身，而是产生于北方中原文化南移的过程中。江南意识的产生过程，首先是南方认同北方、学习北方的过程。

③中国最早的地域认同是中原认同。《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中国即中原，这是最早的中原意识自觉。由政治认同再进一步，即为文化认同。《诗经》中的雅音，即华夏中原之正声，就是最早的中原意识表现之一。秦汉一统天下，更加强了中原意识。而且大汉帝国的空前强大，高度形塑了中国人的中原正统意识。这时还几乎谈不上什么江南文化与江南意识。一直到三国时代，江南地域才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到了东晋，政治中心南移，士人大批南渡，政治合法性的权威在江南地域渐趋稳固。但彼时江南心灵是崇尚北方中原文化的，几乎完全没有自己文化的自觉。陈寅恪认为当时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正统观念；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其实南朝人也如此。偏安江南的士大夫也大多以恢复中原为志，从南朝大量北伐的诗歌来看，表面上他们似乎是文化的正统，其实他们是被赶出了家园的异乡人，他们的文化与政治认同端在中原。

④从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上来看，淝水之战也是江南意识产生的一大关键。江南文化中心与文化认同的产生，实为北方政治军事压力不断侵迫的历史过程。东晋淝水之战大败符坚，实为南中国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北方中原文化南移，得以从容浸润于南方文化土壤，从而使新文化的成果生根开花。

⑤所谓江南文化，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北来的，发源于洛阳而以侨民为代表，是被带到江南的文化，也是中原移民文化。如谢道愠祖籍河南，是谢家的第三代侨民，她的作品自然归在南方文学里，但她继承的其实是在北方就已形成的强大的家族文学传统。二是南方人向由政治中心迁来的大批北方人学习的结果，几代以后便渐渐置换成江南意识。两部分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一方面是有本的、深厚的、高级的，另一方面又是在地的、生根的、非排异的；前者使文化具有了优越性，后者使文化免除了排他性。

⑥文化认同的同时，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强势的政治认同。江南士人一方面高度欣赏与玩味文采、文章等新的创意；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内心深处的大汉情结，即对于中原故土或隐或显的深深怀想。江南认同是一种文化趣味、时代新潮，是对文明新意的认同；而大汉情结则是乡关之思、家国之痛，是对生命之根的认同。一方面崇尚新潮文化，一方面不忘本土故乡，正是矛盾身份的自我正当化。因而，江南认同虽强调突出的是文化，却必然具有文化的政治性，具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摘编自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

胡同

朱湘

词不仅本身有高度的美，就是它的牌名，都精巧之至。即如《渡江云》、《荷叶杯》、《摸鱼儿》、《真珠帘》、《眼儿媚》、《好事近》这些词牌名一个就是一首好词。我常时翻开词集，并不读它，只是拿着这些词牌名慢慢的咀嚼。那对我所得的乐趣，真不下似读绝句或是嚼橄榄。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

胡同是街衢的省写，据说，与上海的弄一同源自巷字。元人李好古作的《张生煮海》一曲之内，曾经提到羊市角头砖塔儿猢侗，这两个字入文，恐怕要算此曲最早了。

京中的胡同有一点最引人注意，这便是名称的重复：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弓弦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乐家老铺之多一样，令初来京中的人，极其感到不便，然而等我们知道了口袋胡同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与“闷葫芦瓜儿”“蒙福禄馆”是一件东西，苏州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第五大道”、“ 第十四大道”，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方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有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是如梯子似的。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迸中欧的鞑靼，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京中的胡同有许多以井得名，如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南井胡同、北并胡同、王府井等等，这是因为北方水份稀少，煮饭、烹茶、洗衣、沐面，水的用途又极大，所以当时的人，用了很笨缓的方法，凿出了一口井之后，他们的快乐是不可言状的，于是以井名街，纪念成功。

胡同的名称，不特暗示出京人的生活与想像，还有取灯胡同、妞妞房等类的胡同，不懂京话的人，是不知何所取意的；并且指点出京城的沿革与区分：羊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礼士胡同、菜市、缸瓦市，这些街名之内，除去猪市尚存旧意之外，其余的都己改头换面，只能让后来者凭了一些虚名来悬拟当初这几处地方的情形了。户部街、太仆寺街、兵马司、缎司、銮舆卫、织机卫、细砖厂、箭厂，谁看到了这些名字，能不联想起那辉煌的过去，而感觉一种超现实的兴趣？

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将来的人，只好凭了皇城根这一类的街名，来揣想那内城之内、禁城之外的一圈皇城的位置罢?那丹青照耀的两座单牌楼呢?那形影深嵌在我童年想像中的壮伟的牌楼昵?它们那里去了?看看那驼背龟皮的四牌楼，它们手拄着拐杖，身躯不支的，不久也要追随早夭的兄弟于地下了！

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澜缦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鬼门关改作贵人关，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这些说不定都是巷内居者要改的，然而他们也未免太不达教了。阮太铖在南京的袴裆巷，伦敦马蝇幼虫街为贵族所居之街，都不曾听说他们要改街名，难道能达观的只有古人与西人吗？内丰的人，外啬一点，并无轻重。司马相如是一代的文人，他的小名却叫犬子。《子不语》书中说，当时有狗氏兄弟中举。庄子自己愿意为龟。颐和园中慈禧后居住的乐寿堂前立有龟石。古人的达观，真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