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二三事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写的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风头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选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4期，有删改）

（百度百科）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

（《“男神”胡适》）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

对于任何一个曾沐浴过先锋文学的余泽而有志于小说创作的新手作者而言，对故事的戒备恐怕已经成为一种先在的常识，所谓“小说在故事终止处开始”的说法就是这种戒备意识的集中显现。

事实上，就中国本土先锋文学思潮嬗变的轨迹来看，“故事”其实并未远离，1990年代以后更是全面回潮，但是当“写什么”又一次代替“怎么写”去接管小说时，那个时刻被后来的很多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描述为一个先锋文学精神终结的时刻，似乎在意味着更具现代性和探索意识的先锋文学理解中，传统的故事既已被打倒、拆解或置换，就再也不可能构成驱策文学向前的资源。这一理解导致了两个至今仍有相当影响的结果——其一，以故事驱动的小说在艺术性上要弱于以叙事驱动的小说成了被广泛认可甚至是具有自明意义的写作观念；其二，除了像莫言这样的庞然大者，即便一个小说家擅于写故事，他也绝少以此自矜，似乎讲好故事并非荣耀——并最终形成了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个认识效应。

然而，最近几年事情却有了变化。先是2015年，赵松的《抚顺故事集》出版，在读书圈引起不小的关注；同年，以故事命名的小说集还有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和宝树的《时间狂想故事集》；随后两年，以“故事集”为名的各类纯文学作品越出越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虽不直接以故事为名，但一看便摆明了要讲故事的小说集，如朱岳的《说部之乱》、冯唐的《搜神记》、刘汀的《中国奇谭》、赵志明的《中国怪谈》，以及化身“说书人”身份的张大春的《春灯公子》等。当然，仅以“故事”来命名作品可能说明不了太多，放眼世界，诸如《尼克•亚当斯故事集》《九故事》《东方故事集》之类的名号也所在多有。

但是这一回，中国故事的复归并不羞涩，不但大张旗鼓地亮出本尊的旗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从张大春、李敬泽到弋舟、冯唐再到赵志明、郑在欢，这些故事的讲述者不但囊括了50后到90后的完整代际，还各自有着文坛宿将或新锐的名号，在文学圈子里代表着有相当影响的文学品位，他们不约而同，重建小说与情节的友善关系，重塑对故事的敬畏和尊重，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巧合来解释，虽然还不完全明朗，但至少意味着新世纪关于小说理解的又一次深刻转向：故事，真的重新开始了。

写作《故事》的罗伯特•麦基说：“故事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载体，承载着我们去追寻现实，尽最大的努力挖掘出混乱人生的真谛。”如果说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小说之所以要放逐故事是出于对陈旧叙事成规的不满，因为是故事使小说获得情节秩序的支撑，要变革这个文体秩序，就必须从破除故事入手。但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后设”叙事的实践之后，小说再度召唤故事时，对故事的理解当然也势必经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或者说，小说家有了一套新的讲述故事的方法，既能保持故事应有的情节密度、弹性和内爆力，又能突破单一线性封闭叙述的老套，使小说的文体属性更鲜明，也更开放。因此，对于故事的再度开始，我们且谨慎地乐见其成。

（摘编自马兵《故事，重新开始了》，《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