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与知音

余光中

“粉丝”来自英文的fan，源出fanatic，乃其缩写，但经瘦身之后，脱胎换骨，变得轻灵多了。更可爱的是，当初把它译成“粉丝”的人，福至心灵，神来之笔竟把复数一并带了过来，好用多了。单用“粉”字，不但突兀，而且表现不出那种从者如云纷至沓来的声势。“粉丝”当然是多数，只有三五人甚至三五十人，怎能叫做fans？对偶像当然是说，“我是你的粉丝”，怎么能说，“我是你的粉”呢？粉，极言其细而轻，积少成多，飘忽无定。丝，极言其虽细却长，纠缠而善攀附，所以欲理还乱。

与粉丝相对的，是知音。粉丝是为成名锦上添花；知音是为寂寞雪中送炭。杜甫尽管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有知音出现，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这寂寞的寸心还是欣慰的。

知音的出现，多在天才成名之前。叔本华的母亲是销畅小说作家，母子两人很不和谐，而歌德很早就告诉做母亲的，说她的孩子有一天会名满天下。有些知音，要等天才死后才出现。莎士比亚死后七年，生前与他争雄的本•约翰逊，写了一首长诗悼念他，肯定他是英国之宝。

此地我必须特别提出夏志清来，说明知音之可贵，不但在于慧眼独具，能看出天才，而且在于胆识过人，敢畅言所见。四十五年前，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美国出版，钱钟书与张爱玲赫然各成一章，和鲁迅、茅盾分庭抗礼，令读者耳目一新。文坛的旧观，一直认为钱钟书不过是学府中人，偶涉创作，既非“进步”作家，也非“前卫”新锐；张爱玲只是上海洋场一位言情小说作者而已。夏志清不但看出钱钟书、张爱玲，还有沈从文的独创成就，更要在四十年前美国评论界左倾成风的逆境里，毫不含糊地把他的见解昭告世界，真是智勇并兼。有知音一锤定音，不愁没有粉丝，缤纷的粉丝啊，蝴蝶一般地飞来。

知音与粉丝都可爱，但知音多高士，总是独来独往，欣然会心，掩卷默想。知音的信念来自深刻的体会，充分的了解。知音与天才的关系有如信徒与神，并不需要“现场”，因为寸心就是神殿。

粉丝则不然。这种高速流动的族群必须有一个现场，更因人多而激动，拥挤而歇斯底里，群情不断加温，只待偶像忽然出现而达于沸腾。

 “知音”一词始于春秋：楚国的俞伯牙善于弹琴，唯有知己钟子期知道他意在高山流水。子期死后，伯牙恨世无知音，乃碎琴绝弦，终身不再操鼓。《论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么看来，孔子真可谓知音了，但是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岂不成了香港人所说的“发烧友”了？孔子或许是最早的粉丝吧。今日的乐迷粉丝，不妨引圣人为知音，去翻翻《论语》第七章《述而》吧。

不惜歌者苦

但伤知音稀

粉丝已经够多了，且待更多的知音。

岂有哑巴缪斯

余光中

①一九六五年的初秋，夏菁和我同客美国。他高踞落矶山顶，我远卧五湖平原，两地相隔，千五百英里。九月间，他飞去芝加哥，我则驾车去芝城迎接。参观了艺术馆后，太阳已经偏西，便负着落晕，冲着满地的秋色，驶回密歇根去。那夜月色清朗，平而直的超级国道，无声地流着，流一条牛奶的运河。怀乡人最畏明月夜，何况长途犹长，归途的终点也不能算家。于是两人对吟起唐人绝句来，一人一首，结果，是愈吟愈愁。事隔年余，仍记得当时，吟到“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真感到是那么一回事，一时“鹅皮”（gooseflesh）都麻了起来。那实在是难忘的一夜。

②“鹅皮”也好，“鸡皮”也好，诵诗而到高潮，我的反应之中，总会有这么一点生理成分。不是冒起鸡皮鹅皮，便是目润喉涩，最敏锐时，更有猝然中箭的感觉。英国诗人浩司曼在《诗的名与实》一文中，也曾经描述诗对他的作用，是生理甚于心智。他说，在早晨修脸的时候，他尽可能避免想诗，否则一句诗忽然涌现在心中，他的面肌紧张起来，剃刀便会失手。又说，随之而来，会有一阵寒颤，自上而下，扫过他的脊椎，且有泪水涌至眼中。最后，浩司曼说，胃部是这一切感觉的中心。高更也表示过，看凡高的画使他的胃不宁。

③绘画到底是空间的艺术，构图的节奏感对我们生理的节奏（例如呼吸和脉搏）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如诗和音乐一类的时间的艺术，那么强烈。虽然十分喜爱绘画，但在面对一幅杰作时，我所产生的是一种深沉然而缓慢的感动。缓慢，是因为画家没有限你一定的时间去领会他的作品。音乐则恰恰相反，其节奏感完全取决于时间，人体的节奏感受到它的影响，随之疾缓起伏，所以我们在生理上对音乐的反应，总是更为迅速而直接。证之以我个人的经验，被一段美好的旋律感动时，我会生鸡皮，竖汗毛，麻头顶；但神往于一幅画的意境时，似乎很少这种生理的现象。

④尽管有少数诗人热衷于诗的空间表现，诗，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时间的艺术。而时间艺术的诗，对我们的作用，尽管是非常心灵的，也是颇为生理的。这一点，似乎有不少的读者，甚至作者自己，尚无明确的认识。缪斯，一半是神，一半也是女人。她紧扣我们的心灵，但同时也满足我们的耳目。缪斯如果成为哑巴，那么其所以成为女性的魅力，已经丧失了一半，不幸的是，中国诗的缪斯，已经显示出变哑的危机了。

⑤对于我，对于中年以上的某些读者，中国古典诗的朗吟（英文叫做chanting）是可以终身享受的一种高级乐趣。说得轻松些，它可以自娱，可以娱人，是雅人名士的一种消遣，一种修养。说得严重些，它成为欣赏古典诗的一个必要条件；短如一首五言绝句，不加千百遍的朗诵或低吟，是不可能充分心领神会的。我这一代的中年人，身逢抗战，经历种种的不幸，而比起现在的青年来，至少多一件幸事，那就是，懂得如何吟诵古典诗。小时候，我的父母和二舅父都会吟诗。他们虽未着意教我，毕竞耳濡目染，久之我也吟成了自己的一种腔调。其后这种吟哦，或高咏，或低唱，给了我无穷的安慰。今日，我的学生之中，甚至青年诗人之中，据我所知，十之八九都不会吟诵古典诗。某些青年诗人，恐怕还没有意会到这是一种不利，一种缺陷。默读唐诗，甚或用今日的国语出声诵读，固然也可以获致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比起曼声朗吟千百次后的那种领会，恐怕相去远甚。最大的原因，在于前者仅仅是心灵的吸收，而后者加上了生理的沉浸。所谓“熟读唐诗”，也就是要用生理的适应去帮助心灵的吸收，使那种节奏感，那种声调，进入肌肉，缠绕每一根神经。

⑥这样的分析，有些读者可能认为缺乏“诗意”。但是诗的生理作用，往往可以超越心灵的领会而影响读者或听众。我在美国授中国诗的时候，班上的金发孩子们对我朗吟的反应，总是热烈的，有些学生甚至要我教他们跟着吟咏。一位学生事后告诉我：他念这一班所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某次听我朗吟《国殇》。其间我也有时应邀去别的大学演讲，而当我在演讲时朗吟李白或杜甫时，完全不懂中文的听众，总是兴味盎然。这种反应，大部分属于生理。反之，我不懂西班牙文，而每次听到西班牙神父兼诗人劳治国（Father Carlos Orozco）朗诵洛尔卡炽热的抒情诗，总是感到一种绝大的过瘾。又如狄伦·汤默斯的诗，据有些人说，看起来很费解，听起来，尤其听他自己朗诵起来，反而很容易接受，至少会感到，那节奏之中，扶带着一股强大的说服力。再如乔叟那中世纪的英文，看起来好费劲，而听傅良圃神父（Father Fred Foley）念起来，忽然透明得多。不错，心灵是诗的殿堂；但是，耳朵是诗的一扇奇妙的门；仅仅张开眼睛，是不能接受全部的诗的。我几乎可以说，一首诗若未经诵出，只有一半的生命，因为它的缪斯是哑了的缪斯。在台湾，某些诗人铺张意象而无视于节奏的结果，已经使部分现代诗哑然无声，不能卒读。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新诗会哑掉，而古典诗的吟诵，也可能失传。（例如仅仅会说国语的读者，是不会知道什么是入声的，而将“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读成平声，哪里还有凄恻之感？）中国文学岂不变成了哑文学？

假如我有九条命

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中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向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的世界里，出不得门，只得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腿断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强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之人。她原是我的岳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

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作家极少是专业的，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工作，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从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笑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在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俩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选文有删改）

蒲公英的岁月

余光中

“是啊，今年秋天还要再出去一次。”对朋友们他这么说。

每次说起，就好像宣布自己的死亡一样，此间事，在他走后，就好像身后事了。真的，每次出国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自泥土、气候，自许多熟悉的面孔和声音。当喷射机忽然跃离跑道，一刹那告别地面也告别中国，一柄冰冷的手术刀，便向岁月的伤口猝然切入，灵魂，是一球千羽的蒲公英，一吹，便飞向四方。再拔出刀时，已是另一个人了。

二十年前来这岛上的，是一个激情昂扬的青年，他的心跳和脉搏，犹应和抗战遍地的歌声嘉陵江的涛声长江滔滔入海浪淘历史的江声。二十年后，从这岛上出发的，是一个白发侵鬓的中年人，长江的涛声在故宫的卷卷轴轴在一吟三叹息的《念奴娇》里，旧大陆日远，新大陆日近。

长长的二十年，只有两度，他眺见了故乡短短的青山。第一次是在金门。望远镜的彼端是潺潺的烟水、漠漠的船帆，再过去是厦门的青山，之后仍是渺渺的青山。二十年前厦门大学的学生，鼓浪屿的浪子，谁能够想到，有一天会隔着这样一湾的无情蓝远眺自己的前身?第二次是在勒马洲①。崖下，阴阳一割的深圳河如哑如聋地流着。一条极尽其可歌可泣的泪川蜿蜿流来，似不胜绝望之重负。但白茫茫的水面什么也不见，这是无船、无桥可渡的奈河，亡魂们徒哭奈何奈何奈何！

蒲公英的岁月，一吹，便散落在四方；蒲公英的岁月，流浪的一代飞扬在风中。风自西来，愈吹离旧大陆愈远。他是最轻最薄的一片，一直吹落到落矶山的另一面，落进一英里高的丹佛城②。丹佛城，新西域的大门，寂寞的起点，他只能那样立在新大陆的玉门关上，向纽约时报的油墨去狂嗅中国古远的芳芬。

他像一片寂寞的孤云，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他那一代的中国人，耳朵熟悉长江的节奏黄河的旋律，手掌知道杨柳的柔软梧桐的坚硬。他那一代的中国人，有许多回忆在太平洋的对岸，有更深长的回忆在海峡的那边，那重重叠叠的回忆成为他们思想的背景，灵魂日渐加深的负荷，但是那重量不是这一代所能感觉到的。旧大陆。新大陆。旧大陆。他的生命是一个钟摆，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飘摇。

他不喜欢台北，二十年之后他仍旧一点儿也不喜欢。可是他喜欢这座岛，他庆幸，他感激，为了二十年的身之所衣，顶之所蔽，足之所履。也许，真的，将来在重归旧大陆的前夕，他会跪下来吻别这块沃土。甚至都不必等到那一天。在三去新大陆的前夕，已经有一种依依的感觉。

行前的半个月，他的生活宁静而安详。因为蒲公英的岁月一开始，这样的目子，不，这样的节奏就不再可能。在高速的剧动和多音节的呼吸之前，他必须储蓄足够的清醒与自知。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一点比一切都重要。他吸的既是中国的芬芳，在异国的山城里，亦必吐露那样的芬芳。

每一次出国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芬芳，亦永永永永播扬自这里。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