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时代，绿水青山是真实的自然景观，金山银山则是悬设的物质财富梦想，虽然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山水，但对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相关的联系。在这一历史阶段，绿水青山是人们栖息的家园，具有灵性色彩，仿佛就是人们生命的背景和底色，向人露出诗意的微笑，辛弃疾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在古代，人们触目所及，都是自然的美，与山水共情，把自我寄寓其中，但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古往今来，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虫灾、早涝、瘟疫等也是史不绝书，“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送瘟神》中的这段著名诗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画出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时代，大自然从消极方面给广大民众带来的灾害性的压迫与伤害。当人类的力量尚未达到足以抗衡大自然所带来的困境，自身生命时刻受到严重威胁时，美丽动人的“绿水青山”，不照样是“枉自多”吗？只要生产力尚处在低下状态，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匍匐着的命运就难以改观。

工业文明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凭借科学技术的现代革命插上了翅膀，不但让物质财富魔鬼似的奔涌，而且导致人对大自然态度的深刻变化。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征服，使自然景观与财富梦想的界限被打破了，绿水青山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征服，大自然在人们面前仿佛打开了无尽的宝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人们不惜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征服和占有，如此一来，自然界便不可遜免地褪去诗意的形象，沦为表现人的占有欲和征服力的主战场，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尽管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它却体制性地忽略了自然承受能力的限度。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是“金山银山”的堆积，另一方面则是绿水青山的消遁，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金山银山”的背后是剩水残山，甚至是恶水穷山，毒水污山，最终不得不失去賴以栖息的家园，人类在强调自然是可以随意开采和占有的“金山银山”时，同自然界的关系便不再是和谐共生，而是相互异化。

在当代，我们正面临着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折，当我们从工业文明带来的消极的、可怖的后果中猛然惊醒之时，保护自然、修复生态就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我们不但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还要实现金山银山还是绿水青山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和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其本质在于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其现实表现则是既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金山银山”的物质保障；又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

（选自光明日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2018年6月20日）

材料一：

继高铁“霸座男”事件，“霸座”现象似有井喷之势。但与其说“霸座”现象井喷，不如说是媒体对同类现象的高频度呈现造成“集中涌现”效果；与其说现在是不文明症候群密集发作的“大爆炸期”，不如归结为自媒体时代公共空间的能见度提高了。说得更通俗些，不是霸座乱象绝对量骤然增多了，而是曝光率突然提高了。

“霸座”乱象并非今天才有，“霸座男”事件只不过是更为奇葩：当事人孙某的霸座和事后炫耀等低素质行为，与其博士身份、“精英人士”标签形成巨大反差。而霸座也随之被带入舆论视野，取代闯红灯、乱扔垃圾等，成了不守规则、不讲文明的新“典型”。

占座霸座行为在现实中挺常见，跟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很“贴近”，所以极易激起共鸣、引发共情。以往人们对这类行为可能更多的是曝光无门、报警无果，吐吐槽也就过了。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和自媒体降低了人们曝光身边罔顾规则行为的门槛，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随着权利和文明理念濡染，人们的权利意识在增强，文明观念水位在提升，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接受程度不断降低。

人们对不守规则行为的容忍度变低了，曝光门槛也降低了，这种技术与理念共推下的进步会倒推公共空间恪守规则共识的形成和社会治理的完善。文明的养成需要舆论力量的倒推，最终实现“由力而起、由善而达”。这里的“力”，就包括媒体的曝光之力、舆论的监督之力。当霸座行为被越来越多地曝光、谴责和约束，社会文明自然也能“更进一步”。

（摘编自侃人《“霸座家族”遭密集曝光：人们的容忍度在降低》，《新京报》2018年9月25日）

材料二：

霸座，既违反道德，也违反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遗憾的是，从已曝光的霸座事件看，现场工作人员及执法机关多数只是加以劝说，劝说无效的，无非事后处以罚款，没有采取拘留措施。这种处置力度和处罚结果无疑将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在一票难求的春运期间，几百元的罚款显然比加价购买座位票更划算这岂不是变相鼓励霸座行为？

在法治社会，在对破坏社会规则行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理当及时亮出带有强制力的法律之剑。譬如，一旦遇见霸座行为，当受害乘客或列车工作人员劝说无效时，就该及时报警求助。执法人员依然劝说无效的话，就该果断地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将霸座者带离现场。如果霸座者有辱骂或抗拒行为，则应以妨害公务论处。这样方能打压以赖欺人的嚣张气焰，尽快让受到侵害的权利和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只有法律硬起来，恶人才能软下去。只有本着不以恶小而纵容的态度依法处置并惩戒这些霸座行为，方能形成威慑，让有非分之想的人们心存顾忌，让法律更有尊严，社会更加有序，风气更加良善，公众更有安全感。

（摘编自史洪举《谨防惩戒霸座不力产生破窗效应》，《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23日）

材料三：

霸座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站不住脚，但为什么会陆续出现这种现象？占座者在面对旅客、车长和乘警的指责、纠正时，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坚持自己的错误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壹心理专业课负责人曾旻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这一行为。他认为，往往是自恋水平异常的人才会做出此类举动。过分自恋者会完全沉浸在自身的世界里，他人的声音是听不进去的，一旦遇到反驳自己的声音，他们会用更大的声音和理由去反驳回去。

“霸座的人通常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在流动性极强的高铁旅途中，下了车双方可能就再不相见，在这个小空间内道德约束是不强的，霸了座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所以人们更容易‘放飞自我’”。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向记者说道。

（摘编自《高铁霸座，乘客权益该如何保障》，《中国城市报》2018年10月25日）

以往的主流看法视“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从而以“六经”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全体学术文化。这种架构较明显地反映了传统经学的思维模式，它显然是以经学或以其为基础的儒学作为主体内容，仍是要求儒学居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支配地位，把其他各家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位置，由此所形成的依然是经学和儒学统摄下的“国学”。

基于对“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的明确认知，“新子学”强调，“国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国学”。从历史上看，不可否认，“六经”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最早源头，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孔子以“六经”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说，经西汉定为一尊后，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垄断性地位，成了“国学”的主导力量，后经历代统治者的追捧和提倡，渐成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章太炎力倡诸子学，胡适平视各家，冯友兰更是在《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晚清便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由此，经学时代重回到了子学时代，儒学又复归为子学之一。这是历史的必然，“新子学”的发展亦是我们时代的要求和选择。

今日之社会更为多元复杂，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历史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新子学”正是适应这样的“国学”发展要求，将应运承载“新国学”的真脉。

“新子学”的内涵，单以浅层次理解，它是“旧子学”的再发展。在这种理解下，“新子学”仿佛没有摆脱在原有经学体系下旧“国学”中的位置，最多也只是经学的多样化实践与儒学的外围羽翼，显然无法承担作为“新国学”主导的重担。但“新子学”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它是以“子学精神”为灵魂，重视先秦“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每每出现的多元性、开放性的学术文化发展趋向。因而，“新子学”视野中的“国学”将是一个思想多元性与时代发展和谐一致的图景。

“新子学”的“子学精神”主张多元并立，在主导“国学”构建与发展时，将整合现有的各类学术文化。它给“国学”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内容上的囊括，而是结构性的革新：“国学”将由单向封闭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交互动态的多元开放结构。简单而言，在“新国学”的结构中，各种学术之间多元、平等、互为主体，没有谁统摄谁、谁依附谁的问题。在这种体系之下，经学和儒学并不占据垄断地位，不再是其他学术确立自我位置的依据与标准，只是复合多元、动态构成的学术生态中的一个重要但又普通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今后的“国学”不再是一枝独秀的孤景，而将上演百家合鸣的交响。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