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远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他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义含糊甚至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依靠“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外“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数籍还是“付梓”“杀青”。象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版反应”。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版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版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蔡方鹿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可提供有益借鉴。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本当用心去读，力于成为理想的读者。但是有人在阅读之余，偏要选出桂冠之作，于是便有了不少纷争。

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自此，七律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明代胡应麟认为《登高》一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唐人绝句，明代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其一）》为压卷之作，王世贞也认为：“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当代学者孙绍振则认为王昌龄《出塞（其二）》，“不论从意象的密度和机理上，还是从立意的精致上，都不是前述‘压卷’之作可以望其项背的。”

在这些评价中，第一都是唯一的；然而对于唐诗的评价，也有多元第一的观点。

对于唐代律诗，明代杨慎认为崔颢的《黄鹤楼》和沈佺期的《独不见》难分优劣，认为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诗法上，王世贞指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要不得为第一也”。他认为杜甫诗歌虽未尽善尽美，但是堪称第一，故隆重推出了《秋兴八首》中的四首。

对于唐人绝句，也有多个第一的主张。明代王世懋对王昌龄《出塞》为压卷之作颇不认同，认为不过是“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指出“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相较于王昌龄《出塞（其一）》，明代敖英指出“王之涣《凉州词》神骨声调当为伯仲，青莲‘洞庭西望”气概相敌”，所以他认为这三首诗呈鼎足之势，都堪称第一。

胡应麟不认同永恒第一的观点，他提出了分期的冠军之说。他在《诗薮》中指出：“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角逐出桂冠诗作。明代钟惺、谭元春指出：“诗但求其佳，不必问某首第一也。”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摘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

寒山寺悟禅

王本道

少时读张继的《枫桥夜泊》，还以为这寒山一定是个古木参天、风景佳秀的名山。许久之后，才得知寒山乃唐代一位高僧的名字。平心而论，《全唐诗》中所收张继的40余首诗中，其他诗作称不上是上上佳品，唯独这首《枫桥夜泊》堪称精品。诗使寒山寺更加名重禅林；寒山寺又使张继和他的诗远播重洋。今年暮春的一日，我有幸造访了这千年古寺。

大雄宝殿的香火很旺，身着各色服装的善男信女们虔诚地顶礼膜拜着，众位高僧也手持木鱼，双目紧闭。肃穆地为膜拜者口诵经文。据说，寒山寺的古钟只有午夜时分才可敲响，千余年来，那108下钟声不知震撼过多少人的心扉。然而让我奇怪的是，眼下还是正午时分，伴随着大雄宝殿庭院里的袅袅青烟，钟楼里的钟声竞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寺内碑廊陈列的碑刻闻名遐迩，有《枫桥夜泊》诗：“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对张继的这首诗，历来的注释一直比较低调，称其是一首抒发羁旅愁情的七绝。对此，我一直不以为然。特别是最后两句，以往普遍认为是凄楚的钟声使旅人的愁情更加浓烈。而我却以为，恰恰是这钟声使作者自省自警，从一腔愁绪中得到了解脱。当年张继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后于归途羁旅枫桥，冷月西斜，栖鸟惊噪，难免悲从中来。但作者的情绪并没有止于此，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传来，他深受启迪，于是诗兴大发，留下了这千古绝唱。或许也正是这钟声才清除了他不第的烦恼，促使他继而刻苦攻读，再次进京应试，终于中了进士。果真如此，我想，那《枫桥夜泊》大概应该归于禅诗一类了。

本人并不信佛，也不谙禅事，但进得庙来也想体会一下各种的滋味。要学禅事进入禅的境界还真是件难事，只有靠自己的灵性去认识或领悟。古人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例。唐代诗人王维曾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名句，意思是到了水穷之处不但不烦不恼且产生了观云的兴趣。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表现了作者被罢官后贬到边陲的心境，尽管孤独寂寞，却仍有“寒江独钓”的兴味。而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是一种大境界、大超脱。正因为这样，我国历史上焱多的知识分子尽管一生之中在宦海几经沉浮，但大多都能虚怀若谷，安之若素。

走出寒山古寺，朗日已经西斜，毗邻寺庙的古道之上，长街人流，裙带飘香，“人面桃花相映红”。许多人周身洋溢着朝拜之后的虔诚与满足。其实，这光怪陆离的人世间，设置着种种诱人的机遇和恼人的坎坷在等待着他们。是春风得意还是厄运当途，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既然进庙烧香，就要有个禅的心态，否则，欲无止境，当了皇帝还想成仙，天生的幸运儿总想锦上添花，过高的期望值往往导致物极必反，喜极生悲。只是哪得诸般都占尽呢？凡人还是应该调整心态，安心静虑，平和地待人、待己、处事。即使是华盖当头又回天无力，那就学学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还能落得个“知足者常乐”的结局呢！

（有删改）